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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资源及其现状看“三个代表”的提出 | |||||
作者:网络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266 更新时间:2007/3/8 | |||||
合法性问题是任何一个执政党必须解决并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及其现状,是我们党重要的现实方位,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根据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经验、现实需要提出来的”(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它的提出既总结了历史经验,又顺应了执政合法性问题对党提出的要求。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合理性。 “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资源及其现状看“三个代表”的提出”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群众来说,是不可能行使专政的震慑作用的。何况,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政府是一个拒绝用武力对待其人民的政权”(注:(法)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佟心平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中文版序第5页。)。另一方面,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情况下,中国军队要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达到“打得赢”、“不变质”的要求,必须大力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其次,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去世,使个人魅力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转移的需要更为迫切,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日益向“平民时代”过渡,新一代领导人建立其权威的基础必然是理性的选择和法律的程序。就目前情况来说,中国法律制度和政治文化还有待完善,尚不足以提供强有力的法理合法性基础。 第三,昔日意识形态所积聚起来的强大社会凝聚力和给政权以广泛合法性支持的能力已逐渐削弱。意识形态的最基本特点就是将世俗的目标化为神圣的信仰,同时在追随者中间形成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和义务感。这种作用在前市场经济时代发挥得比较明显,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发展健全,个人利益意识普遍觉醒,文化和意识形态开始世俗化和理性化,不可能再发挥过去那样强大的政治合法性支持功能。(注:毛寿龙:《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此外,实践在发展,认识在深化,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也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第四,某些党员干部的道德楷模作用降低,作为合法性基础的道德力量逐渐减弱。一方面,现代化进程中的科层化,难以避免地产生官僚主义等负面效应,另一方面,体制转换过程中的“制度空缺”使腐败现象难以有效遏制。因此,“文革”以降,党风和政风的不良现象难以根除,部分党员干部贪赃枉法、贪污腐化、道德形象日趋败坏,直到90年代腐败问题已到了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程度。对于重视官员道德评价的中国政治文化传统来说,某些党员道德形象的破坏,实际上对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构成了潜在威胁。 第五,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的多样化趋势不可逆转。中国政府所能够掌握的经济、组织和文化资源逐渐向社会流散,民间掌握的资源在不断增长。中国政府原先在资源垄断方面的优势逐渐丧失。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增强党的群众基础,如何满足新兴社会阶层的政治要求,迫切需要我们予以关注。另外,改革开放政策的巨大成功,固然使我党获得了巨大的合法性资源,但是,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依然是威胁政绩的隐患,严重损害了合法性。 总之,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危机已成为需要我们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它虽然目前还不致于威胁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生死存亡,但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减少改革的阻力和代价,我们必须在认清我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现状的基础上,采取正确的措施,予以解决。 三、中共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合理利用我们原有的合法性基础资源?如何应对我党在执政合法性问题上面临的挑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敏锐地把握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以对党和国家深刻的忧患意识,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是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背景。 首先,执政合法性问题是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方位之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里所说的“历史方位”,就是党的历史定位、现实定位和未来定位的总和。对于执政党来说,正确把握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十分重要,这是保证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全部工作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的关键。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是党的重要的现实定位之一。我们党的现实状况如何呢?“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这两大根本性转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现实党情,就是其现实定位。这两大变化,无一不是执政的合法性问题:第一大变化揭示了我们已由革命党成了执政党,我们必须牢固树立执政意识,密切关注自己的执政合法性问题;第二大变化认识到我们执政的环境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已面临新的挑战。由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要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这也就是解决新时期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初就是基于执政党建设问题,基于解决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也就是基于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而提出来的。 其次,执政合法性问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和完善的潜在推动力。 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实行社会整合。中国共产党整合社会主要依靠两大资源:一是党的组织体系及其道德形象,二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如前所述,这两大资源目前都发生了新的变化、面临新的挑战,需要我们依靠大力加强党的建设、推进理论创新、发展意识形态来予以解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这一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先是立足于加强党的建设,解决执政的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最先由江泽民同志于2001年2月提出来的。2001年7月,江泽民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作了初步系统的阐述,全党按照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的要求,坚持理论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取得了多方面的共识。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班毕业典礼上的重要讲话,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经过十六大,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三个代表”不是单纯的党建理论,而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立党之本与执政兴国二者统一的理论,既是治党的理论武器,也是兴国的先进思想,是十三届四中全会13年来党和国家实践的必然结论,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工作的新的意识形态。正如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考察这一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适应了新时期党为整合社会秩序、加强合法性基础的两大历史要求。“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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