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开始进入了反思阶段，学者们对中国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更为理智的思考，做出了批判性的总结，并且试图寻求新的突破。黄宗智教授提出的“规范认识危机”论和他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若干著述就是这种突破的反映。

一

黄宗智教授以其缜密的研究深刻地分析了大洋两岸学人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所面临的困境，指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正处于一场规范认识的危机之中”。他将这种“规范认识”规定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而且“这样的规范信念比起任何明白表达的模式和理论来，有着更广泛、更微妙的影响。它的影响不仅在于引导我们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我很欣赏黄宗智教授的这个见解，大洋两岸的学人确实有必要思索一下长期以来双方所信守的约束自我认识能力的“规范信念”，并且在研究中摆脱这一信念。就我的理解，黄宗智教授鲜明地提出在中国史研究中存在着“规范认识危机”就在于告诫研究者必须努力从中国史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而不是从固有的观念、规范信念、经典理论出发研究历史，对中国只学界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确是一个长期未能解决的老问题。

那么，如何摆脱在中国史研究中存在的“规范认识危机”呢？黄宗智教授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着眼，加强微观的社会研究特别有助于摆脱既有的规范信念，在这方面，加强地方史研究又有其特殊的意义。从黄宗智教授的研究路径来看。这的确是其经验之谈。1985年，黄教授首先推出了力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五年以后，他又有《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问世。在这两部著作中，他巧妙地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起来，从微观问题入手，运用详实的农村调查资料深入地论证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例如：中国前资本主义经济演变的历史动力、人口与生产关系问题、中国经济落后的问题、帝国主义的问题，等等。如黄宗智教授所说，“如果研究只是局限于宏观或量的分析，很难免套用既有的理论和信念。然而，紧密的微观层面的信息，尤其是从人类学方法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使我们有可能得出不同于既有规范认识的想法，使我们有可能把平日的认识方法——从既有概念到实证——颠倒过来，认识到悖论的事实。”[1]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黄教授循着“从史实到理论而再回到史实的认识程序”。深入地剖析了华北平原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微观农业经济问题，并且着重分析了被人们所忽略的农业劳动生产率问题，从中提示中国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应该说，我们对农业劳动生产率问题的忽略既有史料上的原因，又有史学观念上的原因。正像黄教授在分析资本主义萌芽时所批评的那样，“由于理论的限制也由于资料的缺乏，过去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著作，多着眼于生产关系的变化，而较少分析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概念之中二个因素之一。许多学者简单地把资本主义萌芽，等同于自由雇佣劳动关系的兴起。至于生产力方面，即使论及，也只不过视生产力的发展为必然的事，而没有去系统地分析、估计劳动生产率的变化。”[2] 中国学者在谈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也道出了他们的苦衷。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曾经指出，考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历史前提，在于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考察”，而这种考察“却是十分困难的”。“限于史料，对于明清两代的农业生产力，我们只能从（1）农业总产量——代表封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2）单位面积产量——代表土地利用效果这两方面进行量的比较，再推论（3）‘一夫产量’——代表劳动生产率，并从生产结构上探讨其经济效益。这些分析，多是依靠间接估计方法，当然是粗糙的”。他还认为，“明清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终究是有限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耕作的集约化。在技术设备没有什么革新的情况下，农业集约化只是意味着每亩地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据一些资料测算，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清代，尽管亩产量有了提高，但劳动生产率即‘一夫产量’却下降了。这又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也是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始终微不足道的根本原因。”[3]

黄宗智教授在他的研究中敏锐地抓住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研究这一中国学者所忽视和难于深入的薄弱环节，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做了艰苦的探索和学术延长，从而深化了人们对于中国社会经济长期落后的原因的认识。在史料上，他的研究主要根据30年代人类学家实地调查所得到的资料，特别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调查资料，以及他本人在80年代初期在中国的实地调查资料。如他自己所述，在花了10年时间研读这些资料之后，他认定“满铁资料不失为用现代经济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农村的一组数量最大而内容又极为丰富的资料。它的质量甚至可能高于本世纪前半期世界任何其他小农社会的有关资料”。并且表示，要从这些资料出发，“从最基本的史实中去寻找最重要的概念，然后再不断地回到史料中去验证，提炼自己的假设”。[4] 在理论上，他移植了经济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s）在研究印度尼西亚生态变化时所运用的“农业过密化”理论[5] （也称农业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研究中国的农村经济特点。这一理论大致上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过密化”的概念是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投入的增加；第二，“过密化”的形式主要表现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经营；第三，“过密化”的动力来源于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人口的增长推动农业密集化；第四，“过密化”的商品化是非质变性的商品化，它与推动近代发展的质变性商品化有着根本的区别；第五，“过密化”可能带来的发展是有限的，生产越是密集化，就越是难于把劳动力抽出而走上通过资本化提高生产率的道路。在我看来，“农业过密化”理论对于深入分析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应当肯定，将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有关资料应用于中国史研究是美国学者自我反思后的一种新的尝试，而且这种尝试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领域逐渐盛行起来。不过，真正成功的研究范例并不多，从史料与理论的结合上实现重大突破的范例就更是微乎其微了。黄宗智教授的研究无疑应当视为一个成功的范例。他据此提出的基本观点也是我们所没有思考过的。无论是以“自然村”为基础的调查资料，还是以“过密化”理论为代表的基本观点，都丰富和启发了我们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认识。

与明清以来农业劳动生产率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我国学术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1955年，围绕着对《红楼梦》时代背景的讨论，学术界开始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三十年来，中间虽然经历了曲折，但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个问题仍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学术界基本上同意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对这种萌芽最早出现的时期和范围，以及它所曾达到的程度，都存在着很明显的分歧，对一些特定的经济学要领和经典作家的著作也有不同的理解。本文不可能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做全面的评述，这里只是想说明，在我们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上似乎也有一种“规范信念”，即把资本主义萌芽仅仅看作是一种生产关系，从生产关系入手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没有把它视为一种变化的生产力，很少考虑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结合的角度考察资本主义萌芽。这种“规范信念”的理论依据主要出自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在这里，列宁从简单商品经济出发，分析了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化过程，谈到了社会分工、国内市场的形式、工场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等诸方面的变化。列宁的论述对我国学者认识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我国学者在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时就非常关注商业的发展。考察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强调存在着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素。有些学者还对资本主义萌芽做了概念上的界定。他们认为，要把资本主义萌芽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过程”，它“是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它“指的是一种社会经济关系，是在封建社会晚期，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条件时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对于它所出现的社会和时代来说，是一种新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6]

与中国学者不同，美国学者研究明清以来社会经济的变化和发展趋势（他们一般不使用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但实际上是研究这类问题）时基本上不考虑生产关系的变化，这也成为他们所信奉的一种“规范信念”。他们的研究的侧重点在于人口增长的作用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农业生产技术和劳动组织的进步。美国学者也很少考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作用。他们的这种研究特点被一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较深的学者称之为“新马尔萨斯学术”。在很多有影响的美国中国学家眼中，晚清和近代中国社会史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人口的增长。当时的许多独特情况都可以用这个特点来加以解释。《剑桥晚清史》的主要作者之一、密歇根大学历史学教授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在探讨晚清帝国（他们不使用封建社会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概念）的经济发展趋向时着重分析了这个时期的农村经济的变化，把农业人口的增长作为当时农村经济变化的首要条件。他认为，随着人口的增长，耕地没有相应的扩大，使人均土地面积缩小，在华北地区最为严重；随之而来，种植作物类型有了变化，作为农民手工业的纺织业出现了绝对和相对的衰落。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泰斗费正清(Johnking Fairbank )甚至认为，中国的一切问题都需要联系人口问题去认识，人口问题是形成一般概念的必要前提之一。在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时，历史学家对它的全部意义至今仍然没有估计出来。[7] 美国学者也十分关心人口与生产力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经济史学家只注意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而不重视人口问题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80年代以来，这种状况已经有所改观。例如我国著名史学家傅衣凌先生在他的《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一书中专门论证了人口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他特别指出，“明清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影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正常发展”。其中之一就是“人口增长与生产发展的不平衡性”。“人口问题，一方面受社会生产方式的决定和制约，另一方面，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其实，人口问题直接影响到生产力的发展，人口比例失调直接破坏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很多美国学者认为，最富有的农户往往是生产与消费比例最有利的家庭）。当然，人口增长对社会发展并非全部是消极影响，也有某些积极作用。费正清就认为，“人口的增长决不只是一种灾难。它意味着消费人口的巨大增长，因而促进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对土特产品的需求。其结果便是，由于商业的发展的刺激，进一步建立了银行业和信贷业，运用了行会和商会这种新型的组织，以及采用了如汇兑银票这类新的业务。简言之，人口和贸易在近代早期的增长，在中国像在同时期的欧洲某些地区一样，促进了商业化。”[8]

黄宗智教授的认识触点也放在人口问题上面，他同样强调人口压力对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但是，与大多数美国学者不同的是，在他的研究视野当中不排斥马克思主义。黄教授既指出了我国学者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只重生产关系忽视研究生产力和人口问题的积弊，也批评了美国学者在中国农村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的片面认识。早在80年代初期，他就曾经呼吁对美国以往的经济史研究进行反思，开展对生产关系在经济上所起作用的问题的讨论。他认为，对于“中国的经济史必须结合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来研究，我们也需要考虑到人口对生产方式所起的作用。现在还没有看到这样的综合性的经济史研究”[9] 。80年代中期，黄宗智教授在他的专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对美国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做了比较系统的评述。在这里，他提出，我们探讨中国农村的演变形式，“必须兼顾考虑人口的生产关系，综合形式主义（以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为代表，特别强调明清时期人口的压力，主张人口增长是历史上农业发展[也就是集约化]的主要动力）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才有可能说明中国农村在帝国主义侵入之前的变化型式”。在探讨中国社会经济落后的问题时，他又主张将马克·埃尔温（Mark Elvin的人口分析和“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10] 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分析综合起来。研究“人口与生产关系如何相互影响该经济体系中剩余的使用”等问题。黄宗智教授的这个思路是正确的，说明他试图克服中美两国学者在研究中存在的片面性，挣脱已有的“规范信念”的束缚。但是，这里也还存在问题有待解决。采用简单地把两种对立的理论观点相综合的办法未必能彻底根除研究中存在的弊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人口与生产方式在中国社会经济史当中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二

我们高度评价黄宗智教授在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实践上的创新并不等于我们完全同意黄教授的观点，也不是说他研究完美无缺。

我们认为，黄宗智教授的研究同样带有一种西方学者的偏见，即认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中国经济本身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在这一点上，他倾向于实体主义经济学，他的研究大量采用日本实体主义经济学派的资料。并且提出，“在现存的西方形式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点之中，我们首先需要把实体主义形象中商品化程度较低而比较内向的村庄，重新纳入我们注意的课题之中。”[11] 尽管在他的研究中承认我国史学界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探讨有值得赞许之处，[12] 但从其研究基调上来看，他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我们说，黄宗智教授运用“过密化”理论，区分各种不同类型的商品化，深入分析明清以来中国农村的特点，对于深化中国社会经济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绝不能在寻找新的认识路径时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否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形成过程，完全忽视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变化。

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并不存在着黄宗智教授所排列的“封建主义研究模式”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模式”的根本对立。如前所述，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存在资本主义萌芽是能够取得共识的，所不同的是，对这种萌芽存在的时间、范围和程度有着认识上的分歧，也有较大的争论。强调封建主义影响的学者更看重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社会内部发育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阻力，主张资本主义萌芽有较大发展的研究者也并未完全低估封建主义影响的长期性。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可能展开论述这个问题，但有必要说明一条方法论原则，这就是在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变化、肯定资本主义萌芽存在的前提下，必须重视从生产力发展角度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把这种萌芽看作是一种变化的生产力；正确分析这种萌芽发育中遇到的阻力和矛盾，以及其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我们既不能割断历史，否定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顽强传统的历史；又不能忽视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否定资本主义萌芽的形成过程。

黄宗智教授的研究结论也是值得商榷的。他通过运用“过密化”的理论研究明清至今的社会经济，得出了“商品化并不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结论，在我们看来，黄宗智教授所得出的这一结论并非没有根据，但是设想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没有必然的联系，则未免过于武断了。商品经济具有不同的历史形态，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前提，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的条件之一。从一般意义上讲，没有商品经济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当然，商品经济了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唯一条件。我们在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的真正的问题及其症结所在就在于把商品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唯一条件，自然产生了很多片面性的认识，夸大了资本主义的因素，黄教授觉察到了“唯一论”所带来的问题，也试图与他的同事们解决这个问题，但据此就否定商品化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联系，恐怕有失于偏了。近读比尔·布鲁格(Bill Brugger)和戴维·凯利(David Kelly)的新著《后毛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13] 一书，发现其中的一段议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上面提出的问题。作者在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内在动力时援引罗伯特·布伦纳粹（Robert Brenner）在《前工业化欧洲的小农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Agro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一书中的观点。他们认为，在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变化时，“不仅仅通过观察人口运动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出现”，“仅仅盯住商品生产和市场联系也是不够的”。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注意考察社会制度，以及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各个阶级如何利用人口的增减”；二是要注意“商品生产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必需的，但却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我同意作者的这一看法。我们既不能在研究中片面地把商品化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唯一条件，又不能否定商品经济、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联系。就商品经济本身而言，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发展缓慢，明清以来确实未能形成一种类似西方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其中的原因很值得研究。但是，我们不能以此为例来证明商品化不能导致资本主义。

这里还有必要指出，资本主义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也曾被人视为一个很有争议的概念。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既是一种政治制度，又是一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因此仅仅从社会经济发展角度简单地说商品化不能导致资本主义，在概念上也是很难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