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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思潮 | |||||
作者:网络 论文来源:网络 点击数:637 更新时间:2007/4/11 | |||||
辛亥革命是本世纪初震撼世界的大事件,知识分子是这场历史巨变的主导力量。资产阶级革命派掀起的排满思潮,毫不含糊地排挤了维新思潮,召唤着人们奋勇投入革命洪流。本文要研究的问题的是:维新思潮向排满思潮转换的关键是什么?排满思潮的内容及其本质是什么?它在政治文化方面有什么严重意义?它的社会根源是什么? 一 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思潮,是1900—1911年时期具有重大革命意义的社会政治思潮。就社会矛盾和思想运动的延续性而言,它与康、梁维新派及其倡导的维新思潮又有一定联系。维新思潮的进步影响,大致体现在1894—1905年时期。以戊戌政变为界,它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1894—1898年,后一阶段是1898—1905年。前一阶段它在推动和配合戊戌变法方面起了巨大启蒙作用,后一阶段则更为系统、更为成熟地显示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性质的特点。那么,为什么维新思潮在后一阶段,尤其在1903年后反而声势日减,并且不能不让位于排满思潮? 非常有趣的是,如果我们仔细辨析一下维新思潮和排满思潮的理论内涵,就可以发现它们至少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精神和进化论思想的运用方面,是基本相同的,但其政治目标,却表现为维护满清政权的君主立宪和推翻满清政权的民主共和,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想模式。导致两者分歧的基本要素是反满民族主义,因此,排满是辛亥革命思潮的主要特征。 以章太炎为代表的维新派异端,是排满思潮的有力倡导者。维新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分化,反满民族主义的公开宣传,是维新思潮向排满思潮转换的关键。维新派的分化开始于1900年,这是由自立军起义引起的。自立军起义的领导者唐才常曾任湖南时务学堂教习。戊戌政变前夕,“应谭嗣同电召,将赴京参与机要,方抵汉口,知政变发生”。[1]他痛心疾首,辗转日本,“与康有为协商起兵事宜,取得同意”。唐才常的政治纲领,是自相矛盾的。他在《正气会序》中一方面表示忠君:“日月所照,莫不尊亲;君臣之义,如何能废?”另一方面又表示反清:“国有天地,必有兴亡,非我种类,其心必异。”[2]上述矛盾反映了晚清政局中各派力量错杂而又微妙的相互关系。戊戌政变后顽固派企图废黜光绪,突出了他作为顽固对立面的 形象,加上李鸿章等满清高级官僚玩弄权术,使唐才常等人幻想依靠联络清廷大吏,重新拥出光绪,实行君主立宪。康有为记载:“于时李文忠失粤督,丧权位,三令人促吾举兵”。刘坤一电康:“吾与子同志不须迫,但能令鄂督张香涛同举,吾从其后,否则吾独举何济?”因此,“才常遂尽鄂湘士众,欲以力协武昌”。[3]上述策略方针归结到自立军的政治纲?欤闪思纫揖忠辞宓钠婀致呒>蠖嗍粤⒕刹棵挥腥鲜兜秸馐且桓鲋卮蟮脑蛐源砦螅蜉1阒髡牛骸耙磺形鸸耍淖中〉溃炔恍钾纫猓蘼廴艉畏矫妫嵛┛梢源镂崮康恼呤怯谩薄4]政治纲领的模糊,对张之洞等高级官僚的缺乏警惕,造成了自立军的惨败,康有为承认:“是役自男爵,道员至诸生,死者千数。安徽、广西、广东三省,皆密布兵,期武昌起义而响应,至是株死者无算。吾痛哭祭侧,自后不敢言兵”。 维新派中只有毕永年、章太炎等少数人明确要求与清政府一刀两断,坚决反对忠君思想。毕永年早在戊戌变法中即主张反清。冯自由记载:“谭嗣同在京任军机章京,尤有致君尧舜之想。独永年始终坚持非我种类其心必异之说,日往来于汉口、岳州、新堤、长沙之间,与哥老会诸首领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辜天祐、师襄、李堃等谋匡复事业,且投身会中,被封为龙头之职”。[5]1899年秋天,他介绍唐才常与孙中山相识于横滨,“对于湘粤及长江沿岸各省起兵策划有所商榷。毕、唐同主孙、康两党联合进行之议”。同年夏天,章太炎也由梁启超援引结识孙中山,深受其影响。1900年7月,唐才常在上海组织国会,毕、章共同反对忠君救国主张,但是没有成功。毕永年见事不可为,出家而走,章太炎“愤然剪除辫发,以示决绝”。会后章太炎致信陈少白主持的革命派报纸香港《中国日报》,介绍了会议情况,并以《拒满蒙入会状》和《解辫发说》两文投刊,公开宣传反清思想。《中国日报》对此大加喝彩,赞扬说:“章君炳麟余杭人也,蕴结孤愤,发为罪言,霹雳半天,壮者失色,长枪大戟,一往无前,有清之来,士气之壮,文字之痛,当推此为第一”。另一方面,自立军干部有不少维新 派人物和原时务字堂学生,如秦力山、沈荩、唐才质、林圭、李炳寰、田邦 睿、蔡钟浩、周宏业、陈为璜、朱茂芸、李渭贤等人,他们当中的幸存者,经过血的教训,认识了“勤王”的错误。秦力山、朱菱溪、陈犹龙、周宏业等逃亡日本后,纷纷指责康、梁。梁启超“不胜其扰,竟移寓横滨避之”。1901年5月,秦力山等人在东京创办了《国民报》,“开留学界革命新闻之先河”。 《国民报》用反满民族主义重新解释国家和民族问题,从而奠定了他们和康、梁保皇党思想分离的前提。人们不是诅咒奴隶性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劣根性吗?他们指出,目前这种奴隶性有其特定的内容,这就是:“有告以国权之放失、异族之 削、政府之压制、种族之灭亡者,则瞠目结舌以为妖言”。[6]所以,在清政权已经彻底卖国化了的情况下,还主张什么忠君、勤王是极端错误的,其如婢妾,“为主人所唾弃,闭以幽室,不召幸者已隔岁年,而彼犹日施脂粉,冀复专幸于六宫粉黛之中。”[7]《国民报》表示:“宁使汉种之亡尽死尽杀尽,而必不愿其坐享升平、舞河山、优游于鞑靼之下”。章太炎在该报发表的《正仇满论》一文指出,满清贵族集团“进不知政,退不知农商”,“载其砦窳,无一不足以丧吾大陆”,所以“革命不得不行”。1902年4月26日(夏历3月19日),是明崇祯帝忌辰,冯自由记载:“三月初旬,太炎提议谓欲鼓吹种族革命,非先振起世人之历史观念不可。今距是年三月十九日明崇祯帝殉国忌日未远,应于是日举行大规模之纪念会,使留学界有所观感云云。”[8]于是由章太炎、秦力山、周宏业、马君武等十人共同发出倡议。该日会议虽被日本政府禁止,但留学生“不?级盎嵴哂谐碳诣摺⑼羧俦Φ仁偃恕薄!把Ы绺锩枷耄?nbsp;是有一日千里之势”。这一含有强烈反清意义的政治事件,是近代学生运动的开端,成为留学生摆脱康、梁的政治影响,接受孙中山民族革命主张的重要契机,也是排满思潮由酝酿而开始生发的重要标志。 二 反满民族主义吸引和发动了以留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学生为主体的新兴知识阶层,锻炼了辛亥革命的政治指导者。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结构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从科举的废除,近代教育的奠定和留学运动的兴起过程中,迅速产生了一个新兴的知识阶层。历经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之役,清政府实在山穷水尽,难以为继,被迫进行了一些改革。1901年9月,清政府谕令全国,要求各地将省城书院改设大学堂,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加快了旧式科举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变。例如陕西昧经、崇实书院改设的宏道大学堂、湖北两湖书院改设的两湖大学堂、广东广雅书院改设的广东省大学堂、浙江求是书院改设的求是大学堂等等。后来根据1902年清政府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全国仅保留了三座大学堂,即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和天津中西学堂改办的北洋大学,其余各省大学堂一律改为省立高等学堂,同时还设立了许多高等实业学堂。据统计1909年国内计有大学3所,高等学堂24所,高等实业学堂127所,共计学生28611人。这个统计没有包括师范学堂和外国教会学校,例如北京优级师范学堂、三江师范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和圣约翰大学、浸会大学、金陵大学等等。武昌起义前后又有许多学校停办或进行了合并改组,1912年国内共有专科以上学校115所,学生40114人。中国近代教育的 基本布局初步形成。 1902—1910年期间发生了近代第一次留学高潮。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科举废除,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迫切要求寻找新的出路,吴玉章回忆,1904年参加会试的举人,由于感到前途渺茫,“差不多都到日本进了法政大学”。(1904年会试是最后一轮,此后科举制度便被废除)第二 ,新式学校需要大量拥有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教员。“庚子大创而后,我国亟亟于人才培养,其派遣出洋者,趾错于道。”例如湖南,“以查案各种情形游于日本者,络绎不绝,及其归也,乃盛倡新学,而犹汲汲于学务”。[9]根据端方的奏折,江苏省1904年共计向日、德、英、法、比等过派出163人。有人回忆“从1904年起,四川留日学生顿时大增,最多的时候达二三千人”。据不完全统计,逐年留日学生数如下: 1901—1910年中国留日学生统计 1901年 1902年 1904年 1905年 1906年 1907年 1908年 1909年 1910年 300 1058 1400 8000 13000 8000 4896 5174 4600 1902年2月10日,中国驻日公使蔡钧在东京九段坂的偕行社举行春节团拜及宴会,招待留日学生。出席宴会共274人,其中湖北49人,江苏46人,浙江41人,广东23人,湖南20人,直隶16人,安徽15人,福建12人,四川11人,江西4人,贵州2人,陕西、山东、广西个1人,东三省27人。这说明留学运动至少已波及国内17个省。除了日本以外,当时在美国和欧洲也有不少留学生,例如1911年留美中国学生会约有会员800余人。 1903年的拒俄运动,推动新兴知识阶层走上武装反清的道路。该年四月,日本报纸报道了沙俄政府独霸我东北的消息,引起留学生的极大愤慨。“各省同乡会纷纷开会研究对策”。4月29日,东京留日学生500多人集会,决议组织拒俄义勇队,并且电告北洋大臣袁世凯:“俄祸日迫,分割在即,请速严拒,留学生已编义勇队,准备赴敌”。[10]但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密电端方,污蔑学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要求严密饬拿。此种倒行逆施,使留学生彻底绝望,“学生等以报国无路,莫不义愤填膺,痛苦流涕。至是青年会同志乃向各省同乡会大倡革命排满之说”。五月上旬,拒俄义勇队改名军国民教育会。该会成立宣言痛斥:“满洲杀我祖宗,夺我财产,已二百余年,今且迫我同胞,割我土地,遗之外人,致吾有灭种之惨”。[11]不久,他们决议用鼓吹、暗杀、起义三种手段回国发动反清。与此同时,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在上海出版。《革命军》是排满的号角,革命的宣言,预示了急风暴雨的来临。冯自由指出,“此书徒以通俗浅显,适合当时社会需要,几于人手一编,卒赖其言为驱胡建国之本,功不在孙、黄、章诸公下也”。[12]它惊世骇俗,不胫而走,“凡摹印二十有余反,远道 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两购之,置笼中,杂衣履糍饼以入,清关邮不能禁”。[13]它究竟为什么能够轰动一时?当然,《革命军》宣传了“平等”、“自由”、“天赋人权”等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不过,它最能振奋人心的内容是诸如“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等等肆无忌惮的反满言论,《革命军》把满清贵族集团实行卖国和民族压迫的种种事实公之于光天化日之下,推动了人们的觉醒,宣泄了他们的憎恨反叛心理。我们不应忽略《革命军》的民主主义内容,可是人们首先注意并热烈欢呼的是它的反满民族革命的要求。鲁迅回忆说“他所主张的不过是民族革命,未曾想到共和”。[14]蔡元培指出“是时邹蔚丹君作《革命军》一书,尤持‘杀尽胡人’之见解。孑民不甚赞同”。[15]吴玉章认为“他们宣扬的革命还只是基本上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加上一点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16]接着,陈天华所著《猛回头》在日本东京出版。《猛回头》以其弹词说唱的通俗形式,成为革命派发动群众的有力武器,陶成章说“白话体中,以陈天华所著之《猛回头》为最多,外间输入不足,内地亦往往有自相翻刊,私相分送者?薄17] 1903年夏天发生的沈荩案和苏报案使反清情绪升到沸点。苏报案发生于上海。早在1902年4月,蔡元培、章太炎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不久,被日本政府驱逐的吴稚辉等归沪。11月,他们吸收南洋公学因学潮而退学的学生组织爱国学社,每周“开会演说,倡言革命,震动全国”。次年春,南京陆师学堂学生30余名退学的学生赴沪加入爱国学社。5月27日,学生领袖章士钊被聘为《苏报》主笔。从6月初起,《苏报》接连发表章士钊、章太炎、张继等人的激烈反清文章,公然号召“那拉氏不足畏,满洲人不足畏,政府不足畏”,[18]鼓吹“排满之见,实为革命之潜势力,而今日革命者,所必不能不经之一途”。[19]赞扬《革命军》一书,“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清,光复中国。笔极锐利,文极沉痛,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6月29日,《苏报》抛出章太炎所写《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扬扬万言,全面清算了保皇言论。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租界当局进行迫害,章太炎、邹容等人于6月底至7月初先后入狱,《苏报》被查封。沈荩案发生于北京。沈荩是唐才常自立军起义的主要骨干,起义失败后潜赴北京。1903年4月下旬,他披露了沙俄政府关于东北三省的七项要求?⒘肆羧昭木芏碓硕?月19日被清政府捕获,31日被杖毙于狱中。《苏报》案和沈荩案,全盘暴露了清政府的凶残愚钝,连康梁也感到非常难堪,他们批评清政府于苏报案“不惜低首下心,请命求援于外人”,“损失国权,污辱国体,重自取辱”;将沈荩“杖之数百,不死,卒缢杀之。野蛮惨酷,无复人理”。他们提示清政府 :“专制者,固制造革命之材料也,止沸莫如抽薪,忧革命莫如去专制”。[20] 随着排满思潮的高涨,留学生中革命与保皇两军对垒的形势初步展开。1902年11月,湖南留日同乡会创办了一个刊物《游学译编》,杨守仁、黄兴、陈天华、杨度等人编辑。次年杨守仁发表《新湖南》,指名批评康有为《辩革命书》,明确指出驱逐满清贵族政府是强化中国社会凝聚力的不二法门。他说:中国人民“不离绝满政府,则无由凝固其吸集之力,不能吸集而伈伈伣伣,必与顽愚迷乱之满政府,同毙于白种人鸩醪毒脯之下”。从此他“以革命为唯一宗旨,以制造炸弹为唯一事业”。[21]黄兴和陈天华则回到湖南,发动了1904年华兴会流产起义。1903年2月,浙江留日同乡会也创办刊物《浙江潮》,孙翼中、蒋方震、叶澜等担任编辑或撰述。拒俄运动以后《浙江潮》排满色彩日见强烈,它在第6期刊载了明末抗清领袖张煌言的遗像、部分诗词和禹陵、禹庙、岳坟的照片,第8、9期连续发表蒋方震的《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指名批判了梁启超的《新民说》和君主立宪论。蒋方震认为中国之亡“其罪万不能不归之于政府”,梁启超不追究政府的罪恶,而斤斤计较民智的落后,实在是倒果为因。他断定:只有“官吏非不肖政府非腐败,夫然后群俗乃可以改良”[22]。1903年4月创刊的江苏留?胀缁峥铩督铡罚筛锩汕刎滚獭⒄耪赝⒒谱谘觥⒊氯ゲ〉热吮嗉豢季痛笊埠簦骸敖旧硌镒咏校鹜蛘神闾危魇蚓胍熘置褡逑嗪湔剑嗑赫员4似屏阎胶印盵23]。苏报被查封后,主笔章士钊和谢晓石、陈去病等人于当年创办了《国民日日报》。该报辛辣地嘲讽梁启超等人说:“临文夫如何,最好是骑墙。调停孙、康融华洋,不然极口骂袁、张,便作空言也无妨。若纳吾言,准作维新党;不纳吾言,空逐保皇忙”[24]。可见1903年的政治舞台上,已经出现了一个革命派的广泛的联合阵线,它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同盟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三 排满思潮的高涨肯定了孙中山等兴中会革命先驱者的历史价值和地位,宣告留学生群体性地投向了民主革命的阵线。孙中山与留日学生的联系是1901年春天建立起来的,宋教仁指出,在此之前留学生“无有知革命之事者,惟言维新而已”[25]。该年春天,报载清政府将广东割让给法国,粤籍留学生郑贯一、李自重、王宠惠、冯自由、梁仲猷诸人发起广东独立协会。当时孙中山正在横滨,给予 了热情支持。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与程家柽、秦力山、戢翼翬、沈翔云、王宠惠等一派《国民报》人物往来密切。程家柽“以爱岩山下对阳馆为与孙文秘密过从之所,校课之暇必访之”。孙中山尤其注意通过章太炎、秦力山等人向留学生渗透影响。章太炎记载:“时香山孙公方客横滨,中外多识其名者。而游学生疑孙公骁桀难近,不与通,力山独先往谒之。会余亦至。孙公十日率一至东京,陈义斩斩,相与语欢甚,知其非才常辈人也。诸生闻孙公无佗犷状,亦渐与亲,种族大义,始震播横舍间”[26]。1903年年章士钊根据宫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节译《孙逸仙》一书出版。章士钊、章太炎、秦力山分别写了序言,他们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历史功绩。章士钊指出:“孙逸仙者近今谈革 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认。……孙逸仙者,非一氏之私号,乃新中国新发现之名词也。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则孙逸仙者,实中国过渡虚悬无薄之隐针”。秦力山赞扬说:“孙君乃于吾国腐败尚未暴露之甲午乙未之前,不惜其头颅性命,而虎啸于东南重立之都会广州府,在当时莫不以为狂。而自今思之……得非天诱其忠锡之勇者乎!”华兴会起义失败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流亡东京,“以同志日渐加多,意欲设立会党,以为革命之中坚”, 程家柽提议:“近得孙文自美洲来书,不久将游日本,孙文于革命名以大震,脚迹不能履中国一步,盍缓时间以俟其来,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回到日本。8月13日,留学生举行了盛大欢迎会,会议主持者宋教仁的日记真实地记载了会场上令人难忘的热烈气愤。“未初,孙逸仙至,遂开会,先由余述欢迎词,众皆拍手大喝彩,次乃请孙逸仙演说。当时者已六七百人,而后来者犹络绎不绝,门外拥挤不通,警吏命封门,诸人在外不得入,喧哗甚。余乃出,攀援至门额上,细述人众原因,又开门听其进,遂罢”[27]。陈天华在《民报》撰文赞扬说:“孙君逸仙者,非成功之英雄而失败之英雄也,非异国之英雄而本族之英雄也……彼之理想,彼之?Ц海峭阶⒀塾诒咀逯挂玻谌蛑缟希缁嵘峡恍录驮乓淮笠觳省韵衷谥泄郏蛭岣蚁乱欢洗窃唬菏俏崴耐蛲蛉酥硪玻侵泄⑿壑兄⑿垡病K寡砸玻⒍牢嵝胖袼弦病盵28]。
由以上事实可见,孙中山正是在1901—1905年期间被留学生逐步认识和接受,尤其经过1903—1905年排满思潮的高涨,最终确定了他在革命派中众望所归的政治领袖地位。这一个历史过程,反映了部分维新派知识分子和新兴留学生群体,从维新思想到革命意识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又最终确定了维新派与革命派的力量消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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