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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的特点和功能 | |||||
作者:网络 论文来源:网络 点击数:479 更新时间:2007/4/11 | |||||
科学精神是伴随近代科学的诞生,在继承人类先前思想遗产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科学理念和科学传统的积淀,是科学文化深层结构(行为观念层次)中蕴涵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它主要生发于科学信念、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知识,并在科学活动和科学建制中力行和发扬光大。科学精神是科学本性的自然流露或延伸,体现了科学的哲学和文化意蕴,是科学的根本、真诠和灵魂。通过科学传播、科学学习、科学训练、科学研究,它能够内化为人的科学心态即科学的心智框架(scientific frame of mind)或科学的心智习惯(scientific habit of mind)、科学思维方式与科学良心(scientific conscience),外化为人的科学态度(scientific attitude)、科学道德与社会的科学心理风气(scientific mental climate)。科学精神充分体现了科学的优良传统、自主意识、价值取向、精神气质、认知模式、道德律令和行为准则。它是科学家应该具有的精神,是多数科学家事实上或多或少具有的精神,也是非科学家能够领悟和习得的精神。人们既能够从科学的成功、健康发展中洞悉科学精神,也能够从科学的失败、病态停滞中窥见科学精神。 科学像所有社会组织起来的活动一样,是一项精神事业。也就是说,科学不能仅被看作是一组技术性的和理性的操作,而同时还必须被看作是一种献身于既定精神价值和受伦理标准约束的活动。因为作为一个整体的、更基本和比较绝对的科学精神的存在,个别科学家的近乎无道德意识才成为可能。有时科学的精神目标常常显得含混不清,因为人们常常把科学看作是达到这些精神目标的一种精神手段。但是精神价值总是存在于科学家的日常工作实践之中,无论某些科学家对此是多么毫无意识。的确,科学精神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是隐晦的,这似乎是它的特征,正像隐晦也是其他深沉的精神的特征一样。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这些价值才被明确地表达出来;而由某些科学的官方机构将其条理化的情况就更为少见了。仪式性的聚会以及危机出现之时,是科学价值得到显示的主要机会。如果我们想看到支配科学的精神价值,我们必须主要考察这些机会和那些零星出现在成熟聪慧的科学家之间的自我反思。 科学精神具有普适性与地域性。像科学一样,科学精神也是普适的和普世的。而且,正如B.巴伯所说的,科学精神也大体上与自由社会的普遍价值相吻合。即使当这两者有所不同时,这种差异只在这同一普遍的价值之下才成为可能。“在一定的意义上,科学是自由社会精神的典型代表。” 任鸿隽也道出了这一特点:科学精神是常识的训练。所谓常识训练,是说这种训练不专属于某种科学,而为一切科学所应有。不仅如此,这种精神,不但是一切科学所应有,即是平常处事,若就最妥当的办法而言,也应该如是,不过平常的人,是否人人都有这个常识,是一个问题罢了。 它是世俗的,也就是说,不论目的还是方法都摆脱了宗教信仰。它是理性主义的,以一种实证主义的态度和采用诸如有条理的怀疑主义一类方法把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归结为一些抽象的原理。它是自然主义的,要求用自然法则或者自然过程来解释自然现象。而且,它还提倡为科学而科学,其含义是,纯粹出于科学好奇心的事业可以与任何其他事业一样高尚,尽管非科学家不以为然。 不管怎样,科学精神的地域性差异只是起始时间、贡献份额和偏爱的重点不同,各个国家其实并无本质性的差异,更无根本性的缺失。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交流的增加,它们便冲破狭隘的地域限制而走向世界,从而融合在一起,成为普适的。可见,科学精神的普适性是绝对的和永恒的,而地域性则是相对的和暂时的。 于斯二者之外,科学别有发生之源泉。此源泉也,不可学而不可不学。不可学者,以其为学人性理中事,非摹拟仿效所能为功;而不可不学者,舍此而言科学,是拔本而求木之茂,塞源而冀泉之流,不可得之数也。其物唯何,则科学精神是。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大凡科学家大都程度不等地拥有科学精神,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科学家是科学精神的集中体现者和代表者;但是,科学家并非天生地和自动地拥有科学精神,也有不具备科学精神的科学家——我们最好称其为“科学专家”——他们只不过有意、无意地按照科学的“范式”(库恩意义上的),从事一种与科学有关的职业罢了;还有一种科学专家是双重人格的人:他们在科学共同体中多少倒是按科学精神办事的——否则他们将一事无成——但是一到社会上,在他们的言行中科学精神就丧失殆尽。萨力凡揭橥了这种情况:科学精神并非科学家所特有,亦非科学家所必有和尽有,它不能被视为科学界的特有标识。科学家也是人,也有人所必有的劣根性。然而他也正确地承认,科学的客观标准与证明标准的确高于一切别界的标准。把科学精神当作一种工具,一种研究技艺,用于科学中,其价值的鲜明和采用的广泛,比在人类的任何别种活动中都大得多。 不过,我不同意作者把科学精神视为“一种工具”和“研究技艺”。科学精神远远超过“术”的层面,而属于“道”的范畴——科学的“形而上”和人性的的亮点。 科学精神要与人文精神相辅相成,协同作用,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和人的自我完善,二者缺一不可。好在,科学与人文并非冰炭难同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更非水火不相容。科学精神本身即是人文精神的重要构成要素,人文精神实际上也融入到科学精神之中。人的精神生命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总和,因此科学精神便成为人的生命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此而言,科学人不可无视科学精神没有完全涵盖的人文精神,人文人也不能缺失宝贵的科学精神,否则他们不仅难以在现代社会立足,而且自己的生命本身就不够完整——更不可能完善和完美。 里奇(A. D. Ritchie)一语中的:“科学精神是宽容、平等、热爱自由,因而是人道的。这一切是不容否认的。” 科学不仅是人道的,而且与善和美是相通的。因此,萨顿提出要求,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必须理解科学的生命——科学精神。他说:“我们的知识本身必须是仁慈慷慨的,必须是美的,否则它就是不足取的。” 他极力呼吁:不能只了解科学的物质成就,而忽略科学的精神和内在美。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必须像了解艺术和宗教的历程那样了解科学。 尤其是,新科学精神和新人文主义在气质和目标上是一致的,它们都隐含着聚焦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它们包括人日益意识到,作为各种形式的利己主义和狂热的反题是人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人的最高理想。在这一关联中,必须把日益增长的意义和与科学有关的人文主义概念联系起来,这强调反狂热和反独裁主义。新科学精神和新人文主义把过去与未来联结在一起,维护科学的创造性的自由和科学家对真理和人的负责态度。 布罗诺乌斯基还论及科学精神对人文精神的积极作用: 像从文艺复兴时生长的其他创造性活动一样,科学使我们的价值人文化。随着科学精神在他们中间传播,人要求自由、公正和尊严。今日的困境不是人的价值不能控制机械论的科学。它差不多是另外的方式:科学精神比政府的机构更人道。我们既不让宽容,也不让科学经验论进入地方范围的法则——而我们却是用这些法则规定国民的行为的——我们的行为像国家一样依附于自私自利的法典,而科学像人文一样早就把自私自利抛在后边。 现在,我们转而论述科学精神的功能。贝尔纳的一句话掷地有声:科学精神是“一份人们永远取之不尽的财富” 。希尔详尽地阐释了忽略科学精神的危险性:科学的首要目标并不是控制或利用,而是理解和方法。我们得到了科学的物质利益,而忽略了它的精神力量,尤其是科学精神的力量——这是极大的危险。要知道,技术仅仅是科学应用的一个方面,科学精神比科学的技术应用更深刻。自私自利、个人偏见、成见与科学精神不相容。在科学的眼界中,正是非个人的和客观的东西,未受世界怨恨的影响和奖赏的的左右。科学决不会把黑酝酿视为白,把坏看成好。暴政、专横或权术可以扭曲它的运用,但是最终不能改变它的进程,因为它把它的理想给予它的真正的追随者,因为它通过它的严密的训练使他们坚强起来。科学家不能摈弃科学精神,无论他漫游到人类活动的什么领域,他的智力工具都不会导致它离开正道。倘若他坚持他的毫不动摇的正直和诚实、不变的自我约束和剥去外表装饰的热情,以便洞见他所面临的问题的基本原则,那么他不会容许在他的判断中错得太远。在这种意义上,具有科学精神的科学研究者才配称科学家,许多职业科学家实际上是技术专家。 创造奇迹的理性设计了它自己的奇迹。科学不是借助内在于实在中的巫术,而是借助内在于心智中的理性的冲动幻想出世界。科学精神的第一个成就就是创造世界图像中的理性;现代科学继续向用理性图像构造世界的方案迈进。科学工作在该词的充分意义上使合理性的实体成为实在的。 同时,科学精神也决定了科学的方向:“自然科学的道路是永无止境的,但它的方向是始终如一的,因为它的出发点和目标不仅是由客观世界的性质决定的,而且也是由理性的性质和力量决定的。” 我相信,科学社会和民主社会不仅是相容的,而且科学和自由的合作向我们提供了达到我们大多数人今日追求的那类世界的最大可能性。我也相信,如果自由的人想要生活在现代的科学时代,享受它的好处并控制它的命运,那么他们必须随那个时代成长,他们必须教育他们自己达到越来越高的水平,他们必须通过教育发展他们向着最高理性的、人道的和伦理的行为。 考尔迪恩也指出:“正是科学精神以及它所引起的心理气候,能够影响社会偏爱理性。”而科学的理性精神则是解决我们的社会和时代面临的根本危机的正确道路,借助技术的发展是无能为力的。除了用理性精神重建我们半崩溃的文明的理想之外,“科学要在我们的危机中重新做出贡献,必须在它对理性生活和理性价值的支持中寻找解救之道。科学是理性的代表,是理性方法的典型。在科学精神背后隐含的普遍观点和原则能使我们摆脱困境。” 缺乏科学之知识和技能,其害固大,而缺乏科学之精神,其国家必日见剥削,其种族必不免于沦亡。救国家者,必以提倡科学精神为先务。 他以英法两国人民受科学精神影响,国家蒸蒸日上,其国力足以左右全球说明,以科学之精神为立国之根基,陶铸人民,蔚成民气,国家才能无内忧外患,人民才能享自由之幸福,毫不受人欺凌。他最后号召国人猛自觉悟,各本科学之精神,为国家奋斗。 理性不是一座精神宝库,把真理像银币一样窖藏起来,而是一种引导我们去发现真理、建立真理和确定真理的独创性的理智力量。经过这样确定的真理,是一切真实性的种子和不可缺少的前提。整个18世纪就是在这种意义上理解理性的,即不是把它看作知识、原理和真理的容器,而是把它视为一种能力、一种力量,这种能力和力量只有通过它的作用和效力才能充分理解。理性的性质和力量,仅从它的结果是无法充分衡量的,只有根据它的功用才能看清。理性最重要的功用,是它有结合和分解的能力。它分解一切简单的事实,分解所有简单的经验材料,分解人们根据启示、传统和权威所相信的一切;不把这一切分解为最简单的成分,不把关于这些事物的信念和见解分解为最终因素,它是决不罢休的。分解之后就开始建设。理性不能在这一堆支离破碎的废墟前停步;它不得不从中建立起一座大厦,一个真正的整体。但是,既然理性创造了这一整体,并按自身的规则把各个部分装配到一起,它就对自己的产物获得了完备的知识。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人也有自己的精辟见解。任鸿隽揭橥,求真的科学精神也能引人趋美向善:科学的精神,是求真理。真理的作用,是要引导人类向美善方面行去。科学在人生态度的影响,是事事要求一个合理的。这用理性来发明自然的奥秘,来领导人生的行为,来规定人类的关系,是近世文化的特采,也是科学的最大的贡献与价值。 秉志则从反面说明,国人道德和人性的蠹弊和积习,皆因缺乏科学精神所致。在论述了科学精神的公、忠、信、勤、久五项内涵之后,他径直表示,试观吾国人民近来之性情,乃无一不与之相反。吾国之人自私,即与科学所需之“公”字相反。吾国人对于己之所长,最喜严守秘密,唯恐人知。吾国人最易自逞私见,凡作一事皆不肯廓然大公。今日谋私利而害公家,任私见而害公理者,皆缺乏科学精神之故。至于“忠”字,亦吾国人民所急宜补救者。国各组织,其中每一分子皆忠于所事乎? 吾国受人奇耻大辱,日濒于危殆,皆因国人不忠心效力于所属之团体。吾国人对于“信”字亦难及格。文人之虚诞夸张无论已,学者著书立说,往往不求征信,社会欺诈相仍,亦时所不免,皆坐不信之故。对于”勤”字“久”字,尤缺乏太甚。全国之内,皆呈衰落不振之象,知识阶级,不免有堕落之分子,乃不勤所致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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