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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的观念
作者:网络    论文来源:网络    点击数:1577    更新时间:2007/4/11

 

 

启蒙是一种智慧。

启蒙(Enlightenment)是光(light)的结果,而智慧(Sophia)也是一种对光之澄明的追索,因此启蒙属于智慧。爱琴海边的先民们把智慧称之为sophia,由于它们似乎是某种明亮的东西(phaos),能让宇宙万物统统明亮起来,于是便从phoos(光)中引申出了去蔽除晦而通过思维认识进入光明的sophia(智慧),并通过基督教的经书而赋有了更高的神圣。如此观之,近代的“启蒙”,现代的“批判”以及后现代的“解构”,最终都可归结为一种智慧以及对智慧的追求了。因此启蒙不惟是一个特定的介于文艺复兴和浪漫主义之间的历史时期,也不仅是仅是社会文化转型的先期准备,启蒙自有其本体的地位和作用。启蒙是一般的、永恒的棗虽然有关“进步”的功绩不必因它而来,同时有关僵化的罪恶也不可能由它而去。

启蒙与我们的关系是当下直接的,同时也是自明的。一方面我们的“现代”文化由启蒙发展而来,而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就是现代世界分娩的阵痛阶段。在人类文化各个分支里(尤其在宗教、艺术和哲学中),启蒙作为一种新的精神开始产生并显示其力量。“启蒙运动的哲学是一种新的、有成效的推动力量……现代思想已开始找到自己的道路。”[1](P201)现代社会就是启蒙开始的,并且那个词义模糊含混的“现代”一词其实就是新的一轮启蒙。另一方面,启蒙又是一个继往的环节,“启蒙思想家的学说有赖于前数世纪的思想积累,……启蒙哲学只是继承了那几个世纪的遗产,对于这一遗产,它进行了整理,去粗取精,有所发挥和说明。”[2](Pii)

在启蒙运动进行了很多年以后,人们对启蒙仍还不甚了了。1783年就有人提出一个不可回避而必须回答的问题:何为启蒙?康德全面地吸收了启蒙运动形形色色的思想因素,并通过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和补充获得了关于哲学问题和哲学方法的崭新的成熟观念。康德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3](P22)康德特别强调了只有自由,即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才能给人类带来启蒙。所谓启蒙,也就是从某种被监护的状态中挣脱出来,挺身而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康德学说不可比拟的崇高历史意义终于它不仅给后世思想规定了诸多问题,而且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康德不仅以其学术思想影响后世,同时也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充分证明和践履自己的学识。从普适的思想到一己之存在,康德都是启蒙成就的结晶。康德的批判哲学本身就是启蒙运动最伟大的成就,福柯对此形象地解释道:“‘批判’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本记载在‘启蒙’ 中已成为举足轻重的理性的日记。反之,‘启蒙’则表明‘批判’的时代。”[4](P533)康德挺身而成为一个自由的“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典范。启蒙就是一种成熟状态。

在启蒙思想集大成者康德这里,“启蒙运动思想至此趋于完善和有序,同时实现了康德自称在思想界开创的哥白尼革命,沟通了唯理论和经验论这两个好几世纪来互相敌对的欧洲主要哲学传统。”[5](P118) 虽然哲学并非自启蒙运动而产生,但长期对立不和的哲学流派在康德这里却得到了有机的统一。此后西方思想又从康德的启蒙哲学进渡到了德国古典哲学,后者随饱受现代人的攻击和质疑,但它却默默地成就着后世的一切思想,毕竟“哲学的质疑根植于‘启蒙’中”(福柯语)。在权威和信仰主宰一切的时代,自我的独立与取消托管意味着一种自我存在的勇气。因此启蒙不只是一个不具有进步色彩的中性概念,它在给一切可称之为现代思想和社会生活之问题盖上“现代的”日戳之外,还意味着某种价值的形成和延续。因此我们认为对以下的这个观点可以作些积极的理解,即,“启蒙运动是欧洲文化和历史的现代时期的开端和基础,它与迄至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教会式和神学式文化截然对立。……启蒙运动绝非一个纯粹的科学运动或主要是科学运动,而是对一切文化领域中的文化的全面颠覆(Gesamtumu?lzung),带来了世界关系的根本性移位和欧洲的完全更改。”[6](P175)这就是对启蒙或启蒙运动的总体观感。

黑格尔进一步把启蒙的古典观念推向了几乎尽善尽美的高度。在黑格尔看来,启蒙就是信仰的对立面。启蒙使用概念(其实这就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reine Verunft)的力量去横扫一切混乱的、蒙昧的东西。从逻辑上说,启蒙取代信仰也其有正当的权利。启蒙对信仰的颠覆所遵循的恰恰是信仰自身的原则,可以说正是信仰孕育了启蒙,在自我意识的维度中,启蒙是对信仰的超越。进而言之,由于启蒙把那些非现实的东西鼓励出来并从精神中分离出去,“启蒙于是对信仰有了不可抗拒的支配力,因为,在信仰本身中就存在着种种支持启蒙使之现实有效的环节。”[7](PP104-105)这种世俗化的理性启蒙自古及今不断壮大,终于在此时顽强破土而出,夺取了胜利,构成了新时代的特征。从表面上看,启蒙对信仰的颠倒好像是在以感性现实的低级思想玷污着信仰的精神性的意识,好像是在以理智的;自身意志的和实践的虚骄破坏着信仰因谦卑而取得的宁静的和安全的心情。但事实上远非如此,从最本质的角度毋宁说:“启蒙是在扬弃着信仰本身中原来存在的那种无思想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无概念的割裂状态。”[7](P105)启蒙本身是对信仰的扬弃,因而它一方面与信仰存在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却是一种背叛。 从这里进一步推论,我们似? 蹙湍芟硎艿轿尴拗频睦防止壑饕逅死嗟奈蘧「l蟆S捎谄裘勺钪帐嵌孕叛龅难锲佣锏搅艘恢肿晕掖看庖馐兜恼嬲叮恍叛龈盍训木袷澜缬胂质凳澜缛谌氲胶闲车耐骋惶逯校庋裘捎胄叛觥⒔裆肜词馈⑸系壑怯氤臼乐恰⑿猩频挠胂砀5牡鹊龋舜司陀辛诵碌牧担霸谡庵止叵抵校胬硇砸约跋衷诤拖质敌允墙岷掀鹄戳说摹A礁鍪澜绲玫胶徒猓斓鼗ハ嘟唤樱旃等肴耸馈!盵7](PP113-114)照黑格尔看来的观点,原来千年盛世说是逻辑的必然,而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又是历史的必然。所以当启蒙之舟行至笛卡尔的理性堡垒时,“我们可以说到了自己家园,可以象一个在惊涛骇浪中长期飘泊之后的船夫一样,高呼‘陆地’”(黑格尔语)。以此比照我们当今的现实,便会对人们重新燃烧起来的热情有豁然之感。的确,启蒙具有不可剥夺的正当权利,也就具有强大的穿刺性,因而必然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支配力”。启蒙运动时期的人简直无法想象20世纪的人会最终认为启蒙及其结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站在启蒙运动的立场上来看今天对包括启蒙在内的整个传统的放肆的攻击,我们就会认识到那种以为当今的问题是启蒙过了头的观点不仅站不住脚,而且自身就是启蒙时期需要彻底批判的那种思想上的残渣余孽,或者对这些后思(Nachdenken)者来说,启蒙还没有到场。

在黑格尔那里,启蒙不仅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教化。自启蒙运动之后,关于“教化”的思想就一直成为整个西方文化的主流,近年来欧陆的解释学和美国的“新实用主义”又重新唤起人们对启谛心智、造就自我的启蒙/教化的人文塑型手段的巨大热情。在最根本的层次上,启蒙与古希腊的paideia(教育)和中世纪的humanitatis(人性)一脉相承,只不过是以不同名号来指称人的自我塑型过程。正如著名政治学家萨拜因所说:“从这一过程中便产生出一种自觉,一种个人的生活和内在性的意识,而这是古代希腊人从来不曾有过的。人们正在缓慢地为自己制造灵魂。”[8](P179)在后神学时代,出于这种自觉,人们便要反对信仰,亦即反对异己的、外在的、彼岸的王国,而追求此岸的生存权利和生活方式,也就是“从自我归罪的未成年(selbstverschuldenten Unmündigkeit)进入自由的成年和自我规定”(特洛尔奇语)。我们也才更能够体会尼采的呐喊“上帝死了”的现代性内涵。启蒙就是人类造就自我的过程。

启蒙哲学的特殊魅力和它的真正体系价值,在于它的发展,在于它有鞭策自己前进的思想力量,并用于探讨它所遇到的问题。[2](Pi)对我们而言,最富有启示的功绩便在于这种大无畏的思想勇气和积极负责的人生态度。具体到学理的层面,在启蒙对信仰的颠覆中,理性成为了有效的工具,并从工具的地位上升至方法论、本体论的地位(所谓“工具理性”之说可能就由此而来)。正如人文主义的捍卫者所说:“启蒙运动的了不起的发现,是把批判理性应用于权威、传统和习俗时的有效性,不管这权威、传统、习俗是宗教方面的、法律方面的,还是社会习惯方面的。”[5](P84)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显然是受到了诸多“大发现”的激励,反过来又成为了这些大发现的开路先锋,为一个全新的世界付出了全部的热情。这就是启蒙理性的力量,相对于宗教统治的神圣境界来说,又是一种世俗化的力量了。因此“一部西方近代史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过程,这一过程至18世纪的启蒙时代大致才初步完成。”[9](PP6-7)这个势不可当的进程在人文主义运动中就已经初现端倪,到启蒙运动而臻完成,而启蒙就是支撑人类自我成型、成就和成熟的“阿基米德点”。

“启蒙”在当今重新成为社会文化的核心话题,究竟是不是转型的一个必然环节或者唯一的环节,还是仅属必要的环节,一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但在作出任何可能的结论之前,我们首先在问题的表层上感受到它的提问者的身份背景所赋予该问题外在的启示。福柯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提出“何为启蒙”的话题,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因此福柯晚年对启蒙的回归性认同特别具有分析价值,这也是启蒙观念最富有启示性的内涵。

福柯一生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思想转变,在最后一次转变中,他走向了对启蒙、对传统的深切关注,并且从此掀起了已荒疏多年的对传统的冷静客观的反思浪潮。这无疑敲响了后现代主义落幕的钟声(好比德里达所说的“丧钟”?),重新把人类的智识和热情导引到已偏离多年的主航道之上。今天,“何为启蒙”重新成为了问题,该问题自康德给出第一次回答之后,现在又将源源不绝地向人类提供思想的原料和想象的空间,又将以其深邃和广袤的问题性滋润这片被“革命”的涅槃之火焚烤得太过荒芜而至龟裂的家园。“何为启蒙”的话题又将为沉溺于各种败坏和混乱中的思想建立起自我造血的功能,或者建立起能够产生问题的内在机制。

福柯审查了两百余年的思想史之后,坦率地告诉我们,虽然启蒙是人类走向成熟的一种必要手段,但“我们所经历的许多事情使我们确信,‘启蒙’这一历史事件并没有使我们变成成年,而且,我们现在仍未成年。”[4](P542)由此推广开去,那么,“现代哲学,这正是试图对两个世纪以前如此冒失地提出的那个问题作出回答的哲学。”福柯的这种思想实际上暗示着一个我们不愿面对的事实:我们并不成熟!在经过了两个多世纪的奋斗之后,我们差不多还停留在原地。于是从福柯这位“新型档案员”(德勒兹语)所提供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引出许多急需回答的问题。因此,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基本上还在康德终生所从事的范围之内,或者说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还是康德式的。

福柯在他晚年的思想中把启蒙放在了康德的“批判”思想的意义上来考察,甚至把自己整个一生的思想也作了一次批判性的洗礼。在他看来,启蒙就是批判。他认为,启蒙作为今天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体质的、文化的事件的总体而成为一个样特殊的精神领域。启蒙作为直接关系的纽带而把真理的发展同自由的历史联系起来的事业,构成了一个至今仍摆在我们面前的哲学问题。启蒙就是批判,那么我们又如何理解批判呢?福柯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我们自身的批判的本体论,绝不应被视为一种理论、一种学说,也不应被视为积累中的知识的永久载体。它应被看作是态度、‘气质’、哲学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对我们是什么的批判,既是对我们之被确定的界线作历史性分析,也是对超越这界线的可能性作一种检验。”[4](P542)福柯这种既朴素、古典又现代味十足的思想给启蒙定了一个笼统、抽象甚至模糊的性质,但或许这种凌虚之思方才是启蒙观念最好的追随者。同时,这种思想凝聚成一种现象,比如就叫“福柯现象”,我们的启示可能更为明确。

启蒙观念的深刻启示并不就是福柯关于启蒙思想的历史性复述,而表现在这位经常同后现代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家,在他的学术生涯终结之际,却“浪子回头”般地肯定了启蒙批判以及其他具有古典品位的思想,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评价的那样,“福柯最终还是放弃了对后现代性的同情,遁入尘封的古代卷帙中,在。因此他不仅从‘神秘而恼人的’后现代性中退却了出来,而且甚至变成了某种具有康德主义成分的古典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10](P94)正是由于启蒙的召唤,福柯从思想的废墟上站了起来,回归到了“应然”的境域中。这实在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启蒙观念在“福柯现象”中的深层次表现对我们理解当今的精神状况颇有帮助。虽然我们如今对进步的可能性所抱的信心已粉碎无遗,但是我们我们的境遇与启蒙运动时所面临的一样,当时,“他们还不敢断定这场运动的最终目的何在,但他们同样受到它(按指启蒙)的力量的影响。他们相信,这一趋向是人类的崭新的未来的预兆。”[2](P13)这同当今的时代精神极其相似,或者至少可以在我们这个同样紧张、亢奋的时代精神中观察到启蒙运动的影子,这不仅仅因为我们的时代产生于启蒙运动,更是由于我们的时代本身就处于“启蒙”之中。确如康德所说,“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们目前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那么回答就是:‘并不是,但确实是在一个启蒙运动的时代。”[3](P28)我们的确是生活在一个正在启蒙的时代,因为我们诸多方面的不成熟,所以我们所处的并不是一个启蒙了的时代,许许多多的迹象表明,我们有关的启蒙的梦还要继续作下去,我们有关启蒙的讨论还得持续下去,而最终我们有关启蒙的故事还要继续流传下去。

不仅福柯的个体性转变是启蒙观念的杰作,甚至整个现代文化的转型都是启蒙思想的结果。

众所周知,启蒙的观念在20世纪却遭到了全面的挑战和质询,甚至在后尼采时代的颠覆或解构风潮中,传统的启蒙观念几乎名誉扫地。其实启蒙这种挣脱鬼魅统治的“祛魅”(disenchantment)从根本上就意味着对信仰的颠覆,也就是说,启蒙本身就是一种颠覆行为,而启蒙之被颠覆也当在情理之中,应了了“以暴易暴”的古训。人们在启蒙运动中所积累起来的“造反”经验在后来人们对启蒙自身的造反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因为启蒙运动后来又在理性建设和压制信仰方面落下了窠臼。因此启蒙运动这场理性“造反”信仰的运动,与20世纪非理性造反理性或启蒙之被颠覆的运动共同构成现代思想史的两个并立而共生的维度。

启蒙运动这个被韦伯称作世俗化的“祛魅”(Entzauberung)过程便构成了“现代性”的基础。而有人据此进一步认为这种祛魅最后引火烧身,导致对自身的祛魅,对于启蒙这个始作俑者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结论是,具有祛魅性质的现代科学开始了一个由祛魅的科学本身而至结束的进程”[11](P4)。在这种颠覆者恒被颠覆的辩证发展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个极为有趣的逻辑和一个鲜明的回归过程,也就是从disenchantment(祛魅)到re-enchantment(返魅),即重新回归启蒙的过程。就在这种“反者道之动”的永恒辩证法中,启蒙的奠基性作用和建构性功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现代人对启蒙的颠覆本身就是启蒙最为生动的展现。在那些需要现代人胼手胝足努力破除的权威中,有人认为启蒙运动树立起来的理性是最新的最具危险性的权威,其间有漫天的技术统治、有难以填充的人类中心主义及其各种几近野蛮的渴求、有最官僚化的思想规范等等。现在看来,这些或许很有道理的观点,其实有些过时了,它阻碍着我们对历史的清理和整合,妨碍着我们平心静气地思考往事的工作棗这乃是我们这场伟大的社会文化转型的“急所”。一个不无启示性的现象就是:17世纪是公认的“理性的时代”,到了18世纪时理性却被放在了审判席上的“被告”一方,但正是对理性的这种严格的批判导致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理性主义的空前繁荣。在此我们不禁会联想到:当今我们从不同方面对启蒙所进行的详尽的批判性反思是不是也会经受同样的历程并产生同样的结果?我们对此持历史的乐观态度,这种历史的乐观态度正是启蒙运动给我们的教导,因为“启蒙精神所推崇的理念是抽象的个人主义以及无限制的乐观主义”(刘小枫语)。我们的确有理由认为,当今对启蒙的讨论实际上是受到了历史事件的刺激和历史理性的召唤,一个基本上无庸置疑的自然而然的结论就是:新的一轮启蒙即将在全方位的讨论中全面铺开。

启蒙在20世界的流变昭示了一个深刻的启蒙观念:启蒙就是转型。不管从世俗政治权力的交接、理性对信仰的颠覆、现代知识形态的诞生,还是人类新的理想的升起,都可以说明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转型的时代。对此,福柯曾总结到:“‘启蒙’是一种事件或事件以及复杂的历史进程的总体,这总体处于欧洲社会发展的某个时期。这总体包含这社会转型的各种因素,政治体制的各种类型,知识的形式,对认知和实践的理性化设想。”[4](P537)难怪福柯要把今天同样处于转型期的现代哲学看作正是试图对两个世纪以前如此冒失地提出那个问题即“何为启蒙”作出回答的哲学。究其根本之处便在于“转型”使然。

以尼采哲学为例,虽然19世纪至20世纪欧洲所经历的生活条件的巨大骤变既毁灭性地又建设性地影响了一般信念,此时文化卷入蓬勃高涨的那种要求更深刻地理解自我的运动之中,仿佛出现了一种与传统彻底决裂的趋势。在对这种时代精神的定位中,我们纵然不能把它看作是启蒙运动的现代翻版,但它与历史上那场著名的运动也颇为相似。同时,以尼采为龙头的现代、后现代文化乃是由启蒙运动直接发展而来,也就是说,“早在启蒙运动时期出现的文化问题发展成为一种运动,而‘对一切价值进行重新估价’则成为这一运动的口号。”[12](P912)尼采哲学成为当前文化运动的口号,使现代精神的文化表现形式更多地具有了“运动”的特征,并极大程度地影响了海德格尔、德里达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新实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现代思想家和现代思想流派。而所有后来的这些“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主义大战和话语通胀(inflation of discourse),恰便是启蒙的又一轮精彩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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