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人的暴政与个性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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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的暴政与个性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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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的暴政与个性的生存空间

作者：网络论文来源：网络点击数：583 更新时间：2007/5/7

近日，有朋友发来一篇文章，名为《杨澜与木子美》，当时繁忙，未能过目，待有了空闲，再读此文，发现写得竟然相当不错，很有深度，提出了一些带有哲理性的问题，耐人寻味。我是个生活在书斋中的人，对于当今流行的一些时髦人物并不理会，但也都知道，杨澜当然早就知道，电视上常见；知道木子美，是从另外一位学者的电话中得知的，大意是说，木子美在网络上发表了许多文章，谈她与许多的男人睡觉的事情，询问我的看法。当时也没有在意，心想，反正是身体写作，烂俗文化而已。后来，有闲暇时，在网页上看到木子美的文章，也就浏览几眼，觉得写得还真有点味道，不是仅仅出卖身体。只不过她选择了一条有个性的人生方式而已，但也没有想到要发表点什么看法。近日读到这篇文章，倒是颇有了一点感慨。此文有两点，我有相似的感触：一是年轻人，特别是80后一代的年轻人，追求个性的张扬，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但又苦于找不到追求自由、自我的途径，各自左冲又突，不时陷于绝境而不能自拔。我的一位网友，专业是学医的，但不喜爱这个专业，于是，宁肯临时找些工作勉强度日，宁肯潦倒不也肯去做违心的工作，像是陶渊明的不肯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找朋友若不能找到精神上知己的、如意的，宁肯就自己独身，我曾经为其评语说：自我、自由、自在。我对这些朋友们精神上的追求感到敬佩，也对朋友们这种不自由毋宁死的自我解放意识感到深深的忧虑：就像是看到一群群刚刚放飞的乳燕，只知道向往蔚蓝的自由天空，哪里知道怎样躲避天空的惊雷暴雨！木子美的追求，可能也在这种追求之中吧。引述一段原文：说木子美上了现代文明的当，是因为人们相信现代是个人解放、个性自由的历史时期。密尔在《论自由》中认为，即使个人的行为是由非理性的、破坏的、愚蠢的和情感性的考虑所激发的，只要他们的行为没有伤害他人，对其加以干涉是道德上无法允许的。但是，目前还没有达到，多数人，并没有施以文明应予人应有的道德宽容。一向能够尊重个体生命的社会学专家李银河认为木子美现象标志着“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道德根深蒂固的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模式发生了剧烈的变迁”。从形而上的角度看，木子美现象的确对多数人固有的道德观念与价值体系构成了强烈的冲击。所以在多数人的道德“暴政”之下，木子美就“越过了社会的道德底线乃至法律底线”，所以，她是不合法的。这个论述是精彩的。二是关于多数人“暴政”问题。先引述一段文章中的论述：为什么说符合多数就是合法？这里有一个多数人的道德“暴政”问题。在多数人早已被驯服的身体里，道德早已成为条件反射一样的自觉，凡符合的都是“乌拉”，不符合的自然就要怒目而视。读到这里，感到不仅仅是心有戚戚焉，而且有一种“唤醒”的感觉。长久以往，我们已经习惯于“多数人的意见”了，仿佛真理是可以根据赞同者的人数来量化确定，习惯于将“群众”“人民”加以神话。但想一想，屈原“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举世皆浊而我独清”，若是按照多数人暴政的准则，则屈原当杀无赦；何止屈原，一代代的伟人，莫不是当时时代的孤独者，李白是“世人皆欲杀”，只有杜甫说“吾意独怜才”，但若投票的话，李白是一定要被砍头的。远的就不说了，文革时代，当张志新被执行枪毙的时候，又有哪个人民群众说，这是我们民族的英雄，就不要枪毙了呢？还不是一边当着快意的看客，一边高喊着“打到”之类的口号。还有《红字》中的女主角在审判台上，下面的观众不也是一片“绞丝她”的喊声吗？这些都是一些绝对的例子，即便是学术上的探究，那些真正惊世骇俗的发现，又有哪个学说当时就获得了大多数人的交口称赞？在一个新的领域探险，就会是寂寞的；而那些旁观者，在自己不理解的时候，尽量给些宽容。此文记不清是哪位朋友发来的，发来的时候也没有署名。附录于下：杨澜之于木子美在曾经沸沸扬扬的吴征杨澜事件中，杨澜的表现很不简单。面对一层甚于一层的揭批“吴征文凭”与“杨澜传奇”的声浪，杨澜可以得到主流媒体为其护法（至今主流媒体没有正面报道此事的文字），采取了设“警察”网址、要求国内某些媒体道歉、发律师信给海外媒体等行为，在主流媒体上依然保持从容不迫，风度优雅的形象，义正辞严地驳斥那些“攻击”、“匿名”、“栽赃”的“懦夫”。有人甚至猜测，“她有调动政治资源的力量”。杨澜的表现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在这次事件中杨澜并不是一个弱势的角色。不由想起了处于另一个沸沸扬扬的事件中的女人：木子美，还可以加上竹影青瞳。对于木子美与竹影青瞳，媒体或个人对其的“讨伐”虽然声势浩大，但是深度与针对程度，并不及吴杨事件，然而木子美的辞职与被封杀（BlogChina在首页取消其连接），竹影青瞳的缄默与辞职，却给我们一种感觉：木子美和竹影青瞳，更象勇敢地张开美丽羽翼的孔雀，面对讨伐，尽管或许个人内心坚定，却仍是孤独而柔弱的。为什么杨澜在讨伐中是强者，而木子美却是弱者？为什么主流媒体可以做杨澜的护法，而对木子美更多的是义正辞严的指责，或者再加上一点对予弱者的同情？不能简单地说，杨澜的个人实力比木子美强大。同样作为一个女子，即使由于阅历或知识等的差异，在事件中个人表现可以不同，但其所处强弱位置应该并无大的不同，更何况，诚信之于性自由，对前者的质疑更应具有公共空间的性质和影响力。那么，是什么造成了杨澜与木子美强弱的不同？我们有下面几个问题可以讨论。一、杨澜经营的社会化与木子美经营的个人化杨澜是乖巧的，乖巧表现在她经营自己的方向。作为女性的杨澜是美的，形象、气质、话语习惯，无不体现其修养。修养是什么，中学课本里告诉我们其实修养就是一种控制能力。而身体理论认为，修养是一种“计划的自恋”，是根据社会强加的法规对身体（个人）进行自我投资，是一种身体（个人）日益驯服于公众伦理的过程。杨澜的张扬，是一种公众价值观认可下的张扬；杨澜的个性，是一种自觉置于价值符号之下的个性。作为节目主持人的杨澜是成功的。她的成功，一方面表现在个人的才能、个性的恰当运用与发挥，另一方面，是对中央电视台的意志的自觉的服从。一个名叫JoanMaltese的美国人曾在cctv9工作了一年半，她记录、撰写了自己在那里工作的经历和感受，写那些工作人员新闻价值观念、工作态度上“无言的一致的见解，默契”与“顺从”。所以，杨澜的成功，不能简单地说是一个新闻人的成功，而是她做到了服从中央电视台意志与少许的“合法”的张扬的完美结合。用身体理论的语言说，是一种对美的控制性的、功能性的颂扬，作为商人的杨澜也是成功的。非常有效地利用名气，恰当地包装，都是成功的因素。我们在这里不是质疑杨澜的成功，而是指向成功的内涵。《凭海临风》的价值在哪里，那大片的空白，并无多少专业审美性的照片，没有深层蕴涵的文字（不知道读者以为和木子美与竹影青瞳的文字相比如何），有多少东西可以与时间共存？她在恰当的时间出现，恰当地地利用了名人效应，自然有合理的营利。杨澜经营自己，在一种公众认可的价值体系下，“在秩序的舞台上跳舞”，在体制下发挥，就好象八股取士中那些优秀的进士，也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对于个体意义来讲，却又是一种自觉地扭曲，一种变态（改变生命原态）的得意。无论如何，在社会意义上，她是成功的。她是被多数人认可的。她赢得了支持的力量。木子美所经营的，也是自己，但是却是以本我为参照的个人化的经营。马尔库塞认为，本我是人的无意识领域，也是最快乐的领域。作为女性的木子美也是美的，尽管媒体对她太苛刻，连“有气质”的评论也不很少给她。我看到最正面的评价，是网络上用“无邪的笑”注释木子美的一张照片。但是她说“如果我算长得丑，那么多男人还会前赴后继？”就我个人而言，看到她的面向蓝天的眼睛，看到她张扬着那张并不完美的脸时的自信，我不能不说，有一种东西打动了我。身体理论认为：当女人承认首先给自身以快感，在自身获得快感，除了她自己的意象外没有任何其他欲望或超验的东西时，她才是最完美的，因此也最具有诱惑力。木子美那一意孤行的性爱与写作作风，那种快乐的自信，不能不承认也是一种吸引力。木子美的经营，是一种个人化的经营。她的文字是个人化的。尽管有人猜度，她的文字是一种商业性的经营，是一种公开的挑逗。不讨论这些猜度是否有诛心的嫌疑，只要看看她做的事：双方自愿或者两情相悦的性爱经历，抒写自我感受的私人日记，然后放在网上属于她自己的空间里。如果再进一步，她的文字的优劣不论，单就形式而言，一个女孩子的生活日记，甚至划不到文学作品的范围内，拿她和卫慧、棉棉放在一起也是不妥当的。作为一个性专栏编辑，一个媒体圈中的人，她不会没有途径来取得交换价值。所以，我宁可相信她自己的话，她的性爱是没有功利的，没有用性来交换钱、权或什么机会，她的文字也是没有功利的，一种快乐原则下的率性而为而已。我在这里当然不能评论杨澜的社交，事实上我也不清楚。我只是想说一个结果，那就是，现在，杨澜能调动政治力量，而木子美不能。由于网络的开放性，木子美受到非同寻常的关注，她辞职到新的公司，她的生活，如一网友所言，“一地碎片”，我想不一定就是她的初衷。所以，拿她的文字来说，她的工作来说，她都没有经营得那么尽善尽美，她一直在做并且做得很好的，是她的极致的、个性的、独立的、快乐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说起杨澜和木子美的经营，忽然就想到了大观园里的薛宝钗和林黛玉。薛宝钗世事洞明皆学问，她是复杂的，也是既有的社会秩序需要、欢迎和认可的。林黛玉是真实和单纯的，她不想那么复杂，但她的本我的追求，却是比较乖张和不那么讨人喜欢。但是，无论有多少人喜欢薛宝钗，林黛玉作为回归本我的个人，却更接近真实的生命本体。木子美或者林黛玉，是冒了失去权威者护法的危险的。二、杨澜的合法性与木子美的不合法性杨澜的美丽和展示是合法的。这是因为她符合公众价值体系，符合掌握社会机器和主流媒体大多数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因为，她就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最深远的，是封建的专制社会，封建专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管制就是封建的伦理纲常。尼采和德勒兹都将历史看作是一个不断地对身体的编码过程，就此理论我们可以说，从漫长的封建伦理纲常控制下走过来的人们，经历了一个身体（个人）被控制、禁锢、由被迫遵守到化为自己自觉的意识形态的过程。这种已化为自觉的伦理，包括价值观和道德的认同。然而这个历史，在个人的身体内，并不是一个万涓成河、海纳百川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或正在进行斗争的过程。尼采的《道德的谱系》中说，就道德的谱系而言，道德并不是一个固定点衍化而来，而是在善与恶的争斗中，在权力与身体（权力与个人）的厮杀中发展形成的。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其身体的“内爆”与权力的干涉一直处于一种对抗中，处于一种濒于分裂的状态，而如果让自己摆脱这种分裂的烦恼，走向皆大欢喜的“修身齐家”，必须起码在表面上遵从这种道德。这种走向，是艰难的，艰难在于必然地对个体欲望、生命本能的压制与禁锢。就如弗洛伊德所承认的：压抑是文明的必要代价。因而，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内心总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最后成就了中国人的深沉。记得有人说过：中国人的深沉是与生俱来的，我相信。经由这种权力的历史的编码，才有了全社会共通的、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认同。杨澜也是深沉的，并使深沉（余杰称为“文化感觉”）成为显形的个人魅力。她的在中央电视台的立足，她的出国留学，她的相夫教子，她的优雅与才识，都是一种自觉地服从于编码的过程。她的所作所为，是符合大多数的意志的，从而也是合法的。所以她被大多数人认同，被作为申奥形象大使。而人最本质的东西，譬如诚信，在这个大前提下，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为什么说符合多数就是合法？这里有一个多数人的道德“暴政”问题。在多数人早已被驯服的身体里，道德早已成为条件反射一样的自觉，凡符合的都是“乌拉”，不符合的自然就要怒目而视。在这种道德“暴政”下，杨澜自然就是合法的。而木子美的不合法也可由此推导。木子美本身没有任何特出众人之处，一个普通的女孩子，无惊人之貌之才，普通的学历，普通的工作。她做着自己喜欢的事，私生活可能有些放纵（脱离公众的道德而任由个人的意志飞奔），与一些男人发生了两情相悦、双方自愿的性爱关系。并且在网络Blog里写出来。一个女孩子，做自己喜欢又不勉强别人的事，自己写出来欣赏，也没有什么呀。大家声讨最多的，是她的频繁的更换性爱对象，与他的在日记中说出某个性爱对象的名字。还是用木子美的原话来说吧——“明天换一个那是我的自由”。“我当时并不是故意的，并很快删除了，但已经被转贴开去，造成了这样的后果。我和当事人就此已经沟通过了，对方已经不很介意，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 至于有人危言竦听地说“大多数年轻人，还缺乏成熟的排判断力和自制行为，受木子美的影响很容易迷失方向，步入犯罪深渊并扰乱社会道德准绳和秩序”，谁都知道，这不是木子美的错。这里不想再解释。所以，木子美没有主动、也没有真的去危害到他人，也没有从中营利，但是她是不合法的，因为她没有象多数人那样驯服，没有压抑自己，她上了现代文明的当。说木子美上了现代文明的当，是因为人们相信现代是个人解放、个性自由的历史时期。密尔在《论自由》中认为，即使个人的行为是由非理性的、破坏的、愚蠢的和情感性的考虑所激发的，只要他们的行为没有伤害他人，对其加以干涉是道德上无法允许的。但是，目前还没有达到，多数人，并没有施以文明应予人应有的道德宽容。一向能够尊重个体生命的社会学专家李银河认为木子美现象标志着“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道德根深蒂固的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模式发生了剧烈的变迁”。从形而上的角度看，木子美现象的确对多数人固有的道德观念与价值体系构成了强烈的冲击。所以在多数人的道德“暴政”之下，木子美就“越过了社会的道德底线乃至法律底线”，所以，她是不合法的。杨澜之与木子美，强弱之势明明白白，如果说杨澜能够调动百万之师，木子美则差不多只是匹夫之勇，只能做到婉转地反击“比如有人喜欢买文凭……”如此而已。尽管人人向往单纯，感觉到在复杂的世态人生里活着很累，说到某个蓝色的眼睛纯净而透明时也很羡慕。但是，通向简单的路很远。在复杂就是合法，简单就有悖“公理”的惯性之下，那一座面朝大海的房子，总只是在理想中。注:文中的木子美言论出自《杨澜名人访谈木子美遭奚落》世界经理人周www.icxo.com(日期：2004-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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