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的一道风景
　　现在，想要客观地描述低龄化写作这一“文学事件”，事实上已经非常困难了。关于低龄化写作的各种意见满天飞，有些意见甚至把它描绘得非常可怕，以为是洪太尉误走了妖魔，文学的王国从此要天下大乱或者说乱上加乱了。这种看法自有它的道理，它是把低龄化写作放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崛起的流行文化的整体发展趋势中来认识的，于是看到了它们挟市场经济大潮汹涌而来，对传统文学王国的安定与宁静可能构成的威胁。在他们看来，低龄化写作犹如洪水猛兽一般，弄不好，文学的王国是要被这帮“弄潮儿”颠覆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一位博士最近谈到了韩寒，他说：“我仍然感到韩寒文化背景的单薄。简单讲，韩寒的文化背景、语言素质深受90年代大文化背景的影响，特别是王朔之后流行于社会中的那种反叛、调侃、嬉笑怒骂而无需任何确定性的游戏心态的影响，并在文章中处处流露出来。所以，我个人认为，他这篇获奖作文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并没有超出我们这个社会所给予他的，特别是大众传媒给予他的东西。从他的自述可以看出，他接触的文化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通过报刊，尤其通过卓有影响的报刊如《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等获得。《零下一度》还有一组文章是韩寒写的小说。小说的优点是确实有中学生写小说的单纯性。但对这三篇小说做一个不太客气的比喻，它就像80年代初期的爱情小说，用韩寒崇拜的王朔的文学发展经历来比，相当于王朔的《空中小姐》和《永失我爱》。韩寒自称反对文以载道，但他这几篇都是典型的教化小说。有一篇小说题为《夕阳依旧美丽》，更是一个非常俗套的、中学生帮老师找伴侣的故事。从他的文集中，我们没有看出他的天才来。”
　　他还说：“韩寒把他的《三重门》与钱钟书的《围城》相提并论。我认为，相比于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围城》，《三重门》实在只能算一个儿童习作。”
　　这是发自文学界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很像是来自历史深处的某个地方，听起来，和今天我们生活着的这个时代总有一些不大和谐之处。实际上，在经历了整个20世纪社会各个阶层的觉醒之后，传统文学王国的一统天下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文学不再是一种特权，而是社会大众进行交流的一种手段。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阿尔贝·蒂博代在谈到文学批评的时候，曾认为这是一个包容了多种存在的“共和国”，而不是“王国”。我想，文学也应该是这样。
　　其实，我更希望能换个角度来认识低龄化写作的意义和价值。它主要不是表现在写作的文学性方面，而是写作的社会性方面。在我看来，低龄化写作的繁荣并被许多人视为重要的社会现象，首先和上个世纪最后2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有关。所谓低龄化写作，指的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生并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的写作。尽管许多成年人对这一代抱有种种的担忧和误解，但毫无疑问，他们所受的教育应该是近几十年来最好的。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社会和家庭都把教育下一代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学校教育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开放和进步造成了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使这一代从呱呱落地那一刻起，就沐浴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关怀，感受着多种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他们是见多识广的，这不仅表现为阅读面的不断拓宽，而且还表现为社会信息量的日益增长，只要他们愿意，很少有什么书是不向他们开放的，他们在这个年龄阅读的东西不知超过他们的父辈多少倍。而所有这些正是低龄化写作得以发育、成长的沃土。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中晚期，在我们这里也出现过“低龄化写作”的高潮，相比较而言，这一次和那一次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最近这次低龄化写作的兴起，正是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所结的一颗丰硕的果实，是新世纪文学的一道靓丽风景。

    比文学更重要的
　　传统的对于文学的看法，是把它视为表达智慧的艺术。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一书中指出：“文学的进步，也就是思维及其表达艺术的完善化。”这一词义在整个18世纪中渐渐持续，随后形成了19世纪中专门化了的文学概念。在中国，引进这种文学观念大约要到19世纪末年，并很快和传统的文人文学观融为一体，成为我们至今仍奉为圭臬的对于文学的看法。这种看法的核心，就是把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或是建立在精神价值之上，或是建立在艺术价值之上。
　　但是，文学，至少如我们这个时代所理解的那样，其特征还表现为一种特殊的交流方式。也就是说，文学，只有当它被阅读时才成其为文学。萨特就曾这样说过：“文学客体是一只奇怪的陀螺，只有在运动中才显出其本色。为了使文学出现，必须具有一种具体的行为，它就叫做阅读，而且，文学只能随着这种阅读的延续而延续。除去这一条，纸上就只留着黑色的污迹。”
　　我想，这应该成为我们理解低龄化写作的一个前提。文学固然很重要，但文学不是一个需要有人发放准住证才能进入的领域。那只能使文学的生产、阅读、评论、批评、评判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进行。事实上，凡有表达欲望又有一定文字表达能力的人都可以利用文学的形式与人交流，而不必顾虑自己的写作符合不符合文学的标准。有两个事实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一个是孩子们写作时的热情和快乐，另一个是他们的写作在同龄人中迅速引起的强烈呼应和反响。在这里，指责他们的写作不够文学，不够完美，不够独特，不够深刻，都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在交流中、阅读中得到了读者，特别是同龄读者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有多少儿童文学作家，出版了多少儿童文学作品，有多少是像孩子们自己的写作一样，让孩子们感受到阅读的乐趣了呢？不能说完全没有，总之是不会很多。
　　从低龄化写作的主体即小作者的角度看，他们的写作，至少在最初的阶段，带有很强的自娱自乐的成分。他们的写作是很少有功利目的的，包括韩寒，最初也没有要成为明星或赚多少版税的考虑，倒是成人的写作很少有这么单纯的。他们在写作中得到的满足，主要还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被人认可以及内心中积压的某种情感得到了自由的宣泄。在这些方面，无论韩寒还是黄思路，他们的区别并不像成人所想的那么大。一个叫微妮的小女孩就曾这样介绍她的写作经历：读初二时，她偶然接触了“自画青春”系列小说。看到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人写作的东西变成了铅字，她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以为只有那些老头才能当作家呢，原来我也可以写小说呀！”于是，写小说这个念头像一只小怪虫，钻进了她的心中，直到她把它变成一本13万字的小说《为你重生》。另一个叫金今的小女孩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不管这个梦是虚幻的，还是现实的，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如果你能把它编织成人生中美丽的花环，你就会觉得生活的永恒和美好是无穷无尽的。

　　最敏感的是市场
    来自另一方面的批评和指责，是认为低龄化写作太多地依赖于出版社的商业化炒作。有人说，几乎每个出书的孩子身上都有一个神奇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总是比他们的作品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出版社策划包装的往往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神奇的孩子。有人因此担忧，这些被吹到半空中的孩子，在没有了商业浮力之后会怎样？
　　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们，在当代社会，如果不以市场和商业为媒介，出版物如何送到读者手中？阅读的过程如何才能完成？
　　市场是连接作者和读者的纽带和桥梁。出版商所关注的也许主要是经济效益，但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效益，他们会非常重视一本书所负载的内容。事实上，就像我们不认为没有被市场炒热的书就不是好书一样，我们也不认为凡是经过商业炒作的书都是毫无价值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市场看好低龄化写作，就简单地否认他们可能具有的非功利的作用。我们总不能说，越是卖不出去的书越是好书吧？
　　我们为什么不能从需求的角度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呢？其实，在韩寒之前，已经有了“自画青春”系列和郁秀的《花季雨季》等低龄化写作出现。但是，除了《花季雨季》曾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之外，其他的低龄化写作在当时似乎并没有形成强大的市场。而正是韩寒的出现，使出版商发现了低龄化写作中蕴涵的巨大商机。从此，低龄化写作才渐渐地成了气候，越来越多的出版商才开始大肆炒作这些来自校园的年轻作者。这一点是值得我们认真思索的。我们很想知道，出版商们究竟从“韩寒”们的写作中发现了什么，他们凭什么判断低龄化写作能成为一种社会需求？出版商固然可以引导和左右读者，但在这里他们很难塞进自己的私货。他们总是试图对可能成为读者大众阅读趣味的东西作出价值判断，而这种趣味的形成，则是人类群体的美学--道德体系决定的。所以，单纯指责出版商的浅薄和浮躁不仅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更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而且没有出版商所做的努力来得实在且富有建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