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对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认识。依据赫克的分析，在破产程序(强制执行程序，下同)中，因为不当得利是一种债权，所以出卖人不能直接取回原物，而只能像其他债权人一样，进入破产程序请求债权清偿。这有损于出卖人的利益。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其一，如果我们强调保护出卖人的利益，那么买受人的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应该如何保护?按照大陆法系的债权、物权理论，债权是平等的，何以出卖人对买受人的债权能够转化为具有优先效力的物权?其他债权人(比如借款合同的债权人)就不能优先保护?仅仅因为债权的标的物不同就区别保护?其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性质。按照大陆法的规定，不当得利返还的是原物或者原物的变体(如损害赔偿，基于该物产生的价值等，参见《德国民法典》第818条)。按照这一规则，如果原物存在，出卖人是可以请求返还原物的。此时，出卖人的这种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的效力实际上是一样的。如果原物不存在，出卖人当然只能请求物的变体，即金钱债权。而此时，即使不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因为物的丧失，出卖人也无法主张物权请求权。

　　最后，出卖人将物处分给恶意第三人的，这一处分行为的效力如何?赫克以及传统民法学理论都认为，这一行为是有效的，因为买受人此时有权处分。但是，必须意识到，这与一条古老的法律原则不相容：法律不保护恶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依然认定买受人的处分行为有效，那就真正使法律不公平了。

　　实际上，物权行为无因性以及整个物权行为理论都与大陆法系一个最为基本的分类有关，即关于财产权的债权、物权的分类。在所有权绝对的观念中，对物权行为无因性的解释难度很大。如果借用英美法财产权的传统或者部分产权经济学家所称的产权概念，把物上的权利作为一组权利或者说是权利束(abundle of rights)，也就是完全摈弃了所有权的绝对性，就可以解释这一问题，甚至还能在出卖人、买受人之间实现某种利益的衡平。因为如果所有权相对于其他权利没有绝对的优越地位，那么在这些情况下，所有权实际上转化成了一种同质性的权利即债权，如合同请求权、侵权行为请求权、不当得利请求权。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保障这种转换的效率。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我的基本思路是，将大陆法系的法律思维中抽象化的概念和规则作一个简单的还原，把它还原为具体的法律关系、社会事实，这实际上是一个语词去蔽过程。惟有如此，才可能贯彻比较法上的功能主义原则，在大陆法和英美法之间作出有效率、有意义的比较。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三、逻辑问题：物权行为独立性与无因性的关系

　　中国民法学界有学者认为，应承认物权行为的概念，但可以不承认物权行为无因性。其理由主要是：是否承认物权行为无因性是立法政策问题，而物权行为无因性会带来很多不公平问题。一般认为，瑞士民法典采取的就是这种模式。

　　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能否分开实际上是一个逻辑问题。如果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是独立的两个行为，在法律上有各自独立的法律效力，那么债权行为的效力在逻辑上就不应该影响物权行为的效力。物权行为的效力只能受其本身的影响，比如当事人的行为能力等。但是，这种逻辑只是纯粹理论上的逻辑，并不是实践中的逻辑。因为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虽然是两个行为，但是在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同时存在的情况下，物权行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债权行力，如果没有债权行为，就绝对没有物权行为。因此，在实践中，独立性必然导致无因性的逻辑不能成立。

　　物权行为的客观性是一个事实问题，这一事实问题只是法律调整的材料而已。正如王泽鉴先生指出，物权行为是否有因或无因，并不仅仅是逻辑关系，而是一种由实体法依据价值判断及利益衡量来决定的问题。②的确如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的联系并不是绝对的，是否采取无因性主义涉及对不同利益的保护，因此，重点保护何方当事人的利益就是法律的价值选择。它是法律对客观事实所作的评价。物权行为无因性不可能存在于社会事实中，它只存在于我们建构的法律世界中。而这两个世界常常是两个独立的世界。③

　　注释：

　　1、参见：参见王泽鉴：《物权法上的自由与限制》，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9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74页。

　　②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页。

　　③参见左卫民、谢鸿飞：《司法中的主题词》，《法学研究》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