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语境中，“全球化”（globalization）已然成为了一个极具扩张性力量的“现代性”（modernity）概念。由于它蕴涵着不可剥离的现代性意味，且被赋予了越来越强烈的现代人类目的论的价值期待，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正在成为一个表达现代性价值目的的关键词语，因而它不仅拥有着日益普遍化的事实描述性和经济解释力，而且也日益被赋予了一种超经济的价值评价性和跨文化的话语权力。

按照通常的理解，全球化是一个以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为主体的“话语”领域。在今天有关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种种话题中，“全球化”这个字眼俯拾即是。我们常常会看到和听到人们不假思索地说“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全球化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等等，这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一种巨大无形的力量，正把世界强行推进到一个叫做“全球化”的时代。当代分析解释学哲学家保罗·利库尔在《历史与真理》一书中的一段话曾被许多谈论全球化问题的学者广泛引用:

全球化的现象，既是人类的一大进步，又起了某种微妙的破坏作用。它不仅破坏了传统的文化，这一点倒不一定是无可挽回的错误；而且破坏了我暂且称之为伟大文化的“创造核心”，这个“核心”构成了我们阐释生命的基础，我将称之为人类道德和神话核心。由此产生了冲突。我们的感觉是：这种单一的世界文明同时正在对缔造了过去伟大文明的文化资源起着消耗和磨蚀的作用。除了其他一些令人不安的效果外，这种威胁还表现在它呈现于我们面前一种平庸无奇的文明……在世界各地，人们看到的是同样低劣的电影、同样的“角子老虎”、同样的塑料和铝制品的暴政、同样的由宣传所歪曲的语言，等等。看来似乎人类在“成群”地接近一种消费者文化的过程中，也“成群”地停顿在一个次文化的水平上了。于是，我们遇到了正面临着从不发达状态升起的民族的一个关键问题：为了走向现代化，是否必需抛弃使这个民族得以生存的古老文化传统……从而也产生这样一个谜：一方面，它必须扎根在自己历史的土壤中，熔炼一种民族的精神，并且在殖民者的个性面前显示出这种精神和文明的再生。但是，为了参加现代文明，它又必须参与到科学、技术和政治上的理性行列中来，而这种理性又往往要求把自己全部的文化传统都纯粹地、简单地予以抛弃。事实是：每个文化都无法承受及吸收来自现代文明的冲击。这就是我们的谜：如何又成为现代的而又回到自己的源泉；如何又恢复一个古老的、沉睡的文化，而又参予到全球文明中去。[1]

显然，利库尔对于全球化这一历史进程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冲击和破坏是极为担忧的，他把全球文化说成是平庸和低俗的文化，认为全球化和现代化必将毁坏和抛弃传统文化，并对两者如何协调统一提出了无可奈何的疑问。虽然我们并不完全赞同利库尔的观点，但大多数人都同意，全球化时代的确是一个充满着种种冲突与矛盾的时代。尽管“全球化”早已成为当今社会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然而人们对于其概念与涵义的理解，却往往是事实与想像混杂，理性与情感参半，始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表明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如果说，一般地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还不足以唤醒我们许多人对于新文化建设的紧迫感，那么，在全球化的现代化过程中，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和前途问题，就的确明白并急迫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它成为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和回答的问题。

众所周知，在建筑领域，全球化的一个典型和集中的表现就是今天建筑文化的国际化和城市空间、形态的趋同现象。随着全球化在世界范围迅速展开，随着民族文化的觉醒和民族自信心的增强，世界文化与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传统文化）这两个既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系的文化的交织和冲突，使今天的世界建筑景观变得日益错综复杂，令许多建筑师和批评家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无论是北京、上海，或是香港、台北、曼谷、汉城，以及纽约、芝加哥，城市中的大部分地区都失去了个性，彼此十分相似。全球化对中国的城市与建筑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与城市规划以及建筑设计领域内国际建筑师的参与，中小城市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特色，在城市空间尺度和形态上模仿大城市。全球化话语淡化了中国建筑和东方文化的主体意识，由此而引发了城市空间和形态的趋同，而我们对此也已经熟视无睹。”[2]

所谓“熟视无睹”，反映了我们建筑界在面对因全球化而导致当代城市和建筑日益趋同这一现象时，所表现出的迟钝、麻木和缺乏思考。但是，全球化的影响实在无法绕过。在过去短短几年里，许多国际知名的建筑师和事务所在中国一系列重大工程项目的设计中屡屡中标，而本土建筑师也在与国际的“接轨”中越来越失去了本土文化的特点。这一局面最终还是迫使人们，特别是建筑学术界的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了反思和批评。有人批评今天的中国正在将我们自己的土地变成“外国建筑师的实验场”。也有人忧心忡忡，担心中国建筑师的饭碗会因此而被洋人抢了去。但是显然，面对全球化的影响，仅仅以这样一种感情用事的方式是不解决问题的。我们更加需要的是学术和学理层面的探讨。

在学术和学理层面上，迄今有关全球化的理解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所谓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或“可普遍化的”（universalizable）；另一种是所谓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的或文化多元论（plumlism of cultures）的。前者确信，全球化将成为人类现代化社会运动的必然趋势和结果；后者则认为，由于文明类型的多样性和文化传统的多元化，全球化即使可能成为人类现代化社会运动的必然趋势，也只可能表现在现代经济生活的显型层面，甚至只可能呈现为世界经济的相对普遍化的联系或共生，而不可能深化为世界政治和文化的趋同或“一体化”。因此所谓全球化的概念，仅仅只是具有相对的经济学意义，而且是某种薄弱程度上的经济学意义。

有关全球化的上述两种观点同样反映在人们对于建筑文化全球化的理解和阐释中。有论者指出：趋同是相对于差异性，尤其是地域差异性而言的；只要地域条件和文化的差异还存在，所谓“趋同”便永远只具有相对的含义。所以不能把趋同作为建筑创作的原则或追求的目标。如果我们能够把那些有意趋同的东西称为创造的话，那么它只能说是一种不假思索的创造。但是与之同时，也有人认为，趋同虽令人生厌，却又让人无奈。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地方和传统特征的弱化甚至消亡，强势文化沙文主义的进逼，是一个虽不情愿却属必然的趋势。因为建筑是时代的反映，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建筑；并且建筑首先是要实用，而后才反映时代、历史，所以不应简单地埋怨建筑师个人。既然时代已经变了，资源和生活的关系也必然要随之改变。一个民族渴求代表自己文化传统和形象的东西是很自然的，但如果仅仅只是把这种东西理解为（或寄托于）某些过去时代或特定地域的建筑符号、形式或风格，那显然是十分肤浅的。在此类讨论中，人们自然较多地涉及到了与建筑文化全球化密切相关的“地域性”问题。

所谓“地域性”，虽然也常常会反映在建筑的外在形式上，但更多地并且首先地还应当表现在文化的价值取向上。反过来看，趋同也是如此。比如建筑隔热，能带来更好效果的新技术、新材料可以普遍地应用在几乎每一处建筑上，却很难说这是一种趋同。而地域建筑文化中的那些使自身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有特色的东西，是那个特定地域和文化中的人们依据其生活方式、文化背景和自然条件在建设自己的生活家园时自然得出的自己特殊的解决方式。但是在今天，这样具有自觉的地域文化关怀而又获得成功的建筑并不多见，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着所谓趋同的现象。在全球化条件下，我们今天的城市空间和形态的趋同，除了一些客观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全球化话语淡化了中国建筑文化中的主体意识，使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价值判断出现了偏差。这很容易令人想到日本建筑的现代化历程。我们知道，日本近现代建筑也曾经历过亦步亦趋，跟在西方后面“爬行”的历史；但伴随着国家经济的强盛，日本又重新拾回了自信，坚守并重振了民族文化，终于涌现出许多世界级建筑大师。所以，有人指出：当一个民族强大到对自己的文化足够自信时，在文化取向上就会自觉地抵制趋同。

这里我们面对的首先是一个全球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关系问题。

其实，“全球化”并不是一个突发性的现代事件，更不是一个纯粹的世界性经济事件。它确实是一种全球一体化的社会运动。而且历史地看，其目标甚至首先指向的便是文化价值方面，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用以发动“十字军东征”的普世主义理念中，我们便不难看到这一点。而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一种全新的哲学世界观和文化价值观就已经被当作另外—种“新大陆的发现”在全世界弥漫开来。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观念，它比“商品市场”的全球一体化更深刻地反映出全球化的现代性意义。如果说，弗兰西斯·培根和笛卡尔以哲学认识论的方式论证并确立了知识与理性的普遍权威，从而为现代版的全球化观念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的话，那么，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则以社会政治哲学的方式树立了自由与平等的现代人道主义旗帜，从而为现代新型普遍主义构筑起了文化价值观念的基石。而作为现代启蒙思想的集大成者，德国哲学家康德则以其极具综合性的三大理性批判（即“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的批判），打通了从普遍知识（理性）到普遍实践、从个人内在的德性（良心发现）到社会普遍伦理（义务规范）的逻辑环节，进而又从自由主义的个人道德观念中开出了普遍理性主义的“世界公民”理想，为现代版的全球化理念建构了一整套价值人类学原理，这就是：人类的普遍理性、普遍意志和普遍目的的原理。至此，一种现代主义的全球化图像终于被哲学地呈现出来，完成了它最高的逻辑表述。[3]

与这一逻辑表述相平行的线索是，从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想像开始，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同样展示出现代人类对全球化或全球一体化的不懈追求。无论是前者对人类“公社”或人类“共同体”的形形色色的猜想或实验，还是后者对消灭阶级差别、消灭国家的科学预期与初步实践，都可以看作是对全球化人类理想的理论贡献，尽管我们完全可以辨别出其间的诸多歧义，甚至是带有根本性的理论歧义。与上述理论逻辑的表述所不同的是，这种对人类社会共同体的追求不单是在理论地构想着全球人类一体化的理想，而且以社会行动的方式将这一理想付诸实践。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曾经进行过多次社会乌托邦实验，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则先后成为20世纪上半叶共产主义社会革命的理论旗帜。这是我们十分熟悉的史实。

当“冷战”结束后，某种单极化的政治期待，与随着网络信息化和世界知识经济体系一起突显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共同构成了今天全球化概念的扩张性力量。它不单具有知识社会学的意义，而且也显示出一种鲜明的文化特征和价值。人们甚至还乐观地预期，全球化将成为21世纪的世界图景和人类现实，其中，不仅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而且更包括文化价值共融的全球一体化，它们必将给人类带来全新的文明和文化。因此，当我们关注全球化主题的文化价值意义时，问题便不只是考量全球化运动本身的文化维度或价值意义，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必须探究这样一些问题：全球化的扩张在文化层面上是否可能？它在何种意义及何种程度上是可能的？假如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全球化是可能的，那么，它所可能带来的文化后果将会怎样？此外，作为一个后发展的国家，尚处在由前现代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如何在缺乏充分现代化社会条件的情况下，参与全球化进程？前述的考察表明，今天的全球化实际上不过是源自西方世界的现代化扩张的继续，它曾经是，并且现在依然是包含着现代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观念等多个方面的重大的“现代性”事件。那么这里又引出了一个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关系问题。谈及这个问题，清华大学哲学系万俊人教授指出：“如果人们对于源于西方的‘现代性’概念本身还不能达到无差异或无歧义的理解，那么，作为‘现代性’事件的全球化也必须接受各种文明类型和文化传统的思想检验。很显然，……这一论断已经预先确定了一种历史哲学的前提预设，即由于‘现代性’首先源自西方先行的现代化国家和地区，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其西方先见和视阈，因而对于非西方世界来说，其观念扩张必定具有强势话语的特性，而由它所支撑的全球化社会运动及其普遍化也必须接受异质的或至少是与之不同的文明或文化的批评与检审”。[4]

长期以来，以西方建筑话语为主的建筑思想的一统天下使西方建筑文化成为今天世界建筑的主流，当代盛行的全球化更是一个以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为主体的“话语”领域，关于这一点我们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对于这种现象的认识和对于它的价值判断却多有模糊和混乱的地方。许多人对于建筑文化的全球化或欢迎、赞同，或愤懑、反对，或兼而有之，但大多是凭借感性的认识和理解，却缺乏一种学理上的分析和探究，因此对于这种全球化对今天中国建筑和城市发展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并没有一个准确和清晰的把握，所以也就难于形成我们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新建筑文化的建构思想和策略。

实际上，建筑的全球化问题也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它从上个世纪30年代出现“国际风格”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1920～1930年代，现代主义建筑运动首先在欧洲形成，以后传到了美国，并逐渐演化成了“国际式”建筑，一度风行世界，这是有其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全球化的进程，其中有它一般的、普遍的、正面的意义。对此每一部近现代世界建筑史都会予以充分的阐述。但是，现代主义建筑在其全球化的过程中，在它从整体上推动世界建筑向前发展的同时，它的一些理论和实践也显示出了一些偏颇之处。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著名城市学家和史论家刘易斯·芒福德就率先对此提出过异议，并推荐了美国加州海湾与新英格兰地区的地域建筑。此时一些美国建筑师也提出应根据美国当地的文化和自然条件发展自己的建筑文化。与此同时，现代建筑的创始人之一，芬兰建筑师阿尔瓦·阿尔托则在遵循现代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创造出了属于芬兰的、独特的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现代主义建筑，如沃尔夫斯堡文化中心、纽约国际博览会芬兰馆等。20世纪50年代，日本第一代现代建筑大师丹下健三创造出了如香川县厅舍、仓敷市政厅这样一些属于日本的现代主义建筑。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出现，产生了更多的有关地域建筑的理论和实践，尽管众说纷纭，但问题提得更为鲜明了，这反映了人们对此问题的日益关注。20世纪70年代后，印度的查尔斯·柯里亚、拉兹·利沃尔，埃及的哈桑·法赛等从当地的气候和生活方式出发，通过独特的形体和布局也创造出了具有鲜明地域建筑特色的现代建筑。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的吴良镛、香港的严迅奇、英国的斯特林、瑞士的博塔、日本的象设计集团、马来西亚的杨经文等纷纷投入了地域建筑文化的探索与实践。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全球化运动的加速展开，越来越多的建筑师努力通过地域文化的发掘来补充全球化运动。如在英国建筑教育大纲中明确把文脉建筑设计作为一个题目进行学生课程训练。地区主义建筑、文脉主义建筑以及与地域文化关联的建筑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我国的一些学者和建筑师也对地域主义建筑进行了比较广泛、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并产生了一批堪称优秀的建筑作品。

当代建筑文化的全球化对于西方世界而言是一个垄断的概念，而对于非西方社会则具有更多的被动接受的色彩和意味。换句话说，全球化是一个由西方世界推广的话语。在今天全球化发展最明显的文化表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的强烈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但是，人们在许多有关全球化问题的讨论中往往容易把它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单向的文化趋同的过程。而为了抵抗这种全球化的影响，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略和主张，包括“地方性”、“民族性”、“文脉主义”、“乡土主义”等等，然而这些方略和主张似乎并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全球化背景下我们的城市和建筑发展所面对的主要问题。由于没有能够从全面和完整的意义上厘清全球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对于全球化所持的态度无论是欢迎还是抵制，都缺乏理性的依据，不免显得苍白无力。而在我看来，全球化、现代化的进程对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冲击和破坏作用，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因为自启蒙运动以来，历史进步、人类解放一直是写在人类前进目标的旗帜上。对传统文化的扬弃是人类历史必然的趋势。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们在西方强势文化面前只能被动接受，无所作为。全球化的现代化对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及其后果并不像利库尔所想像的那样单一和令人无奈，全球化传播的文化也并不是像利库尔所说的那样必然平庸和低劣。因为全球化还伴随着多元化，伴随着多元文化的互补与交流。把传统文化与全球化、现代化对立起来看待，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为了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全球化的涵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其进行了分析和探索。比如有人主张以一种动态的眼光来看待和定义全球化，认为无论怎样理解全球化，都不能将之简化为同一文化模式和目标的一体化，而应当相对地将其理解为全球现代经济、文化的内在关联和整体互动。这是一种崭新的经济、文化联带关系。在这种联系和互动中，必然渗透着多种文化传统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因此有社会学家指出，全球化压缩了社会关系中的时间和空间因素(Mittelman，1996)，因此广义的全球化是指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渗透、融合和影响下，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合作日益加强，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政治和经济共同体，从而使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生活方式逐渐趋同，并推广成为全球通行的标准。

此外，即使今天的建筑文化全球化中具有明显的西方化的含义和倾向，也不能简单地把它等同于建筑的“国际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仍然促进了世界建筑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正因为如此，人们在讨论全球化问题时，除了将其与地域性文化相联系外，往往还更多地将其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将全球化看作是现代性的全球化。这似乎正暗合了台湾学者金耀基关于把中西冲突论归于古今之争，以谋求把一种双重紧张简约为传统与现代这一单一性的紧张，使中国文化思想走出“种族中心的困局”的思想和观点。由此观点出发，我们便可以真正从现代化的景观来审视全球化问题，真正瞄准传统社会文化在现代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进而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概念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和它的现代化，这一思想的方法和角度对于中国新文化（包括新建筑文化）的建构显然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在我们这样一个信息化的社会，人类的发展和走向不仅取决于自然环境，同时更要依托文化和信息环境。面对今天这样—个多种“话语”彼此沟通对话的多元化时代，中国的建筑和城市的发展理应与全球的知识、学术、文化、理论界保持同步的势态，以利于我们在建筑学科领域内开阔视野、拓展思路、探索和研究与当代“国际语境”对位的社会性时代课题。为此首先应当有一个对于自己文化处境和文化发展方向的基本正确的理解和把握。谈及这一问题，郑时龄教授指出：我们今天的现实问题，“一方面是中国正在走向世界经济的中心，而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建筑以及中国建筑师在国际建筑领域中的边缘化状态。在城市规划和建筑领域，一方面应当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也必须应对新国际式建筑文化的冲击，保护并发展中国的城市与建筑的特色。如何建立现代中国建筑的理论，设计出具有批评意义的建筑，奠定中国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的地位，是摆在每一位中国建筑师面前的一项十分艰辛，然而又是十分迫切的任务。全球化的概念已经对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建筑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一冲击不可能回避，而应当深入地研究什么是全球化影响下的中国城市与建筑之路。”[5]

在《现代建筑—— 一部批判的历史》中，肯尼思·弗兰姆普敦写道：

建筑学今天要能够作为一种批判性的实践而存在下去，只是在它采取一种“后锋”派的立场时才能做到，也就是说，要使它自己与启蒙运动的进步神话以及那种回归到前工业时期建筑形式的反动而不现实的冲动保持等同的距离。一个批判性的后锋派，必须使自己既与先进工艺技术的优化又与始终存在的那种退缩到怀旧的历史主义或油腔滑调的装饰中去的倾向相脱离。我的观点是：只有后锋派才有能力去培育一种抵抗性的、能提供识别性的文化，同时又小心翼翼地吸取全球性的技术……

有人可以提出，批判地方主义作为一项文化战略，既是“世界文化”的承担者，又是“全球文明”的载体。显然，把我们继承世界文化与作为全球文明的接班人等同看待将把人引入迷津；然而，同样明显的是，我们原则上同时处于两者的影响之下，因而除了承认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外，别无其他选择。从这个角度说：批判地方主义的实践取决于一种双重调解的过程。首先，它必须“拆卸”它无可避免必然继承的世界文化的总谱；其次，它又必须通过矛盾的综合，对全球文明进行明白无误的批判。[6]

尽管有人将肯尼思·弗兰姆普敦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但是他针对全球化时代建筑学的发展所提出的意见确是十分中肯的。他并没有一般地否认全球文化本身的意义及其某种程度的现实合理性。我们更应该将其本意理解为：“与其给全球化这匹现代性的烈马戴上过度的理想乐观主义的光环而任其狂奔，不如给他套上人类文化理性的警铃和缰绳，让其在人类理性精神的驾驭下平稳行进”。[7] 实际上，他的“批判地方主义”建筑思想本身便可以理解为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建筑文化战略。

在“全球化”语境中，现代文化呈现出高度的互动性、时空的重组性、全球文化的同质性、民族／国家的超越性以及体系的多维性，它们共同合成了一幅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景观，其中包括人类对国际社会“新主题”的共同关注，如共同危机、共同利益；全球化时代首先是信息化时代，通讯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进使不同文化传统间的高度互动成为现实。包括自然地理因素和地缘意义在经济和文化活动中被削弱和淡化；“时空扩张”与“时空压缩”构成了全球化时代人们新的生活感受。此外，全球化发展程度越高，文化的同质化便越强，这种同质化实质上意味着全球范围内某些要素的趋同化甚至一体化，它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等。于是，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和全球化文化共同构筑起了一个新的多维性的人类社会交往体系。与之相伴随的，是“全球意识”、“世界意识”、“人类意识”的日益确立，于是，人们的决策与行动多为采用“地球中心”、“人类中心”的方法，而不是“民族／国家”的思维。[8]

这一全新的文化语境必然要求我们以理性的精神调整我们的建筑文化战略，深刻理解人类共同危机、共同利益的原则，在诸如自然资源、环境保护、历史遗产保护、城市特色、建筑风格、生态建筑、人居环境等领域与世界高度互动，主动融入全球化进程。全球化进程同时也是一个全球不同文化传统之间交流与互动的过程。在建筑领域，这种交流和互动将在客观上形成某种个性化、异质化和本土化的文化特征，使建筑文化中的地缘、人缘、血缘、情缘等人文要素得以强化，这使我们有可能培育起一种全球化与地域化并存的新的中国建筑文化。因此，正如邹德侬先生所言：“今天，我们应当以开放的心态看待内容已经大大丰富了的全球化和地域性的关系，它们之间已不再是仇敌；应该全球化的建筑，就理直气壮地让它全球化；适合于地域性的，就毫不犹豫地归于地域性，‘多元共存’、‘和而不同’是当今世界的总体特征。”[9]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近年来我国许多有国外或境外建筑师参与的重大项目的设计中，既产生了像上海金茂大厦那样充分尊重中国建筑传统、体现中国文化，“同时又小心翼翼地吸取全球性的技术的”佳作，也有一些极具西方化或曰全球化色彩的创造，其中也不乏精彩和深刻之作。但是同时我们又看到，也有不少外国建筑师包括一些著名建筑师的设计明显表现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无知和偏见，反映了他们创作中所抱持的对中国文化的猎奇的和缺乏真诚探索的态度。所以，近年来围绕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等重大建设项目所展开的一系列争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触及了与文化和城市环境相关的问题，反映了人们对于“全球化”与“地域性”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思考。显然，这类论争和思考大多数“并不是针对某个项目是否应当由国外或境外建筑师承担的问题，而是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怎么样的建筑师才能创造出优秀的中国建筑的问题。全球化对建筑的冲击是在新思潮的推动下，新国际式建筑的流行和建筑文化的多样性对所在地区的影响”。[10]

总之，“全球化”绝不是一个与“地域化”完全对立的概念。可以说地域化是普遍现象，而全球化则是—个永远没有终点的过程。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和结果不是单一中心化或文化的单极化，而恰恰是无中心化，或者说是多中心化。这也正是今天多元文化依然存在的基础。我以为，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文化多元论的事实及其对经济文化全球化本身的内在限制，把经济文化全球化视为可以超越甚至涤荡多元文化差异的总体化或一体化的同化过程，那么，所谓“全球化”便极有可能成为这样一个文化的陷阱：它或者因为对这种多元文化差异的严重忽略，最终陷入文化差异互竞的泥潭而无以为继；或者将借助于某种经济、文化扩张和政治强制而“平整”人类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使人类文明和文化失去其天然丰富的本色而变得单调枯索。

事实上，正是由于这种思维，现代世界的全球化运动已经在文化方面显露出“极大的弱点”：它非但没有减轻现代人类的“文化乡愁”或文化忧虑，反而使之有增无减。所谓“文化乡愁”，简单地说就是一种随现代全球化平整运动而产生的文化传统的失落感和追忆情绪。它是“现代性”文明和文化的一个副产品，对于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类来说，它有着“家的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home)的性质。说到全球化中的文化乡愁，中国人当别有—番滋味在心头。对此，万俊人先生作了十分准确和生动的描述：

自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击碎了中国人的天朝文化心态并被迫进入世界现代化进程后，我们才发现，不仅自己的文化只是世界民族文化家族中的普通一员，而且由于超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和超强度的自我一体化加固，我们自身的文化已经不如某些文化他者那般富有活力和魅力了。在世界现代化的阳光照耀下，中国文化仿佛一幅封存既久的老式的中国水墨画：只见茅屋秋风、长辫马褂，以及四世同堂、合家围坐于门前老槐的树阴下悠闲纳凉、颔首叩拜的景象；不见高楼电车、声光电子，以及西装革履、握见吻别的摩登风尚。由是，中西之间呈现的土与洋、旧与新、落后与先进等之别，不仅具有事实差异的描述意义，而且也有了文化比较的价值评判意味。

在此情形下，疏远传统文化似乎成了近代以降许多中国人无法抗拒的时代潮流。卷入潮流常使人身不由己，而在潮流中浸润既久，又让人偶生漂泊失据、无家可归的伤感。这或可谓中国现代性文化乡愁的表现之一罢！令人伤感之外复有伤心的是，我们是带着许多无奈、牵挂，甚至怨恨而被迫离家出走的！时至今日，当我们发现自己的离家出走有可能踏上一条不归路，再也没有机会亲近我们的文化家园时，我们就禁不住担忧起全球化后的未来命运，禁不住驻足回望，遥望身后渐渐远去、变得越来越模糊的家园风景……[11]

的确，尽管每个民族、每个现代人都感受到了全球化中的文化乡愁，然而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这种感受又是不尽相同的。全球化中的中国和中国文化更有着别样的经历。在敞开国门后的一百多年间，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所经历和感受的，多半是被挤压被歧视的屈辱，是一种被“压缩”的全球化经验。一连串带有被殖民印记的不平等条约，接踵而至的内忧外患，以及受“冷战”氛围所浸染的“左派幼稚病”和带有乌托邦空想痕迹的社会意识形态，曾经使全球化中的中国和中国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能够真正融入急速发展的全球化运动，而是在愈受到“挤压”便愈变得封闭，愈自我封闭便愈感受到外在压力的恶性循环中打转。这似乎应验了这样一种判断：“在世界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向是整个东亚社会的文化巨人，其所扮演的角色，集西方人在文化上无限景仰的古希腊罗马和作为现代欧洲文明中心而备受倾慕的法兰西于一身。悠悠两千载，中国人表明自己拥有程度极高而造诣极深的多样化文化价值，拥有控制、协调和管理幅员辽阔而人口众多的国家的能力，拥有有效地把技术开发应用于生产的扩大并维持数倍于19世纪欧洲国家人口的组织天才。中国人过去的生活标准是其他民族根本与之无法比拟的。”“然而，一俟中国人企图与外国人打交道，并应付现代化所带进的外国模式时，情况便似乎愈来愈不妙了”[12] 直到20世纪最后20年，这种反常状态才开始真正改观。中国人开始学会以自主而开放的姿态与外国人打交道，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智慧参与全球化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申奥成功、加入WTO以及获得世界博览会举办权等，可以说是这种参与的一个重要标志。

对于中国来说，这一切似乎来得有些迟了。然而，对于中国文化而言，这一切似乎又来得有些突然和急速。当一个国家和民族突然面对巨大的文明落差而又急于追赶先进文明，融入宏大的世界现代化扩展进程，且这种追赶因为各种复杂的内外条件而不得不采取某种跳跃式的方式时，她所面临的最大困境也许不只是技术和物质方面的，而且还有甚至更主要更艰难的是文化和精神方面的。“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精神价值理念的现代转化，不仅仅是一个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现代性’转型问题，更根本的是一个如何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或道路的问题。文化首先是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地方性、民族性的，任何跨文化传统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认同都必须基于这一前提，它关系到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生存理由和命运，除非人类世界不再存在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因此，当我们仍然在一种国际政治多极化和民族文化多元论的权利诉求（甚至包括经济模式多样化的诉求）非但不减反而日益强烈的情形下，来思考全球化中的中国和中国文化时，就不可能放弃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政治责任和文化责任。在全球化的‘世界体系’和世界实践中，这种责任承诺同时也具有权利申认的意义，它是保持和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发展的基石”。[13]

论及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吴良镛教授曾经引用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的一句极富哲理的话来说明中西之学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中西之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究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14] 中国在历史上有着丰富多彩的建筑文化遗产，但是在近两个世纪里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严重地滞后了，建筑文化也不例外，这使我们至今在国际竞争中仍明显地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在今天的全球化进程中，我们一方面要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自尊的态度，文化自强的精神；面对强势文化的挑战，要像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样，对建筑文化的多样性进行必要的保护、发掘、提炼、继承和弘扬。另一方面更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和批判的精神，认真学习和吸收全世界优秀的建筑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自觉地融入全球化的现代化进程。惟其如此，我们的古老的建筑文化才有可能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创造力和竞争力，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中国建筑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