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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中，鲁迅曾明确地表示过："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 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足见他对自己所掌握的地质矿物学知识，一直 都充满了自信。那么，我们今天该怎样看待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绩和著述呢?
的确，鲁迅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学习时，非常刻苦认真，不仅手 抄数学课本，在当时的教材《金石识别》的书页空白处，留下了很多听课笔记、学习心得 等等，还曾花了很长时间把英国著名地质学家赖尔的《地学浅说》译文抄录、装订成两大 本，连书中精密的地质构造图都描摹了下来。我们知道，正"是赖尔才第一次把理性带进 地质学中，因为他以地球的缓慢的变化这样一种渐进作用，代替了由于造物主的一时兴发 所引起的突然革命"。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
这种地质学理论，对于鲁迅当时学习、掌握达尔文的进化论帮助很大，也为他后来撰写地质学著作奠定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思想基础。 《中国地质略论》一文发表于1903年8月出版的《浙江潮》杂志第八期，署名"索 子"，是《中国矿产志》一书的缩写。完成于1903年至1905年间的《中国矿产志》(附 《中国矿产全图》一幅)，由上海普及书局于1906年5月出版；同年12月，增订再版；1907 年1月增订三版。在8个月内，连续出版3次，可见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了写作这 部专著，鲁迅"特搜集东西秘本数十余种。又旁参以各省通志所载。撮精删芜。汇为是 编"。③
参见唐：《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中国矿产志〉广告》。
尤其是鲁迅发现日本农商务省地质矿山调查局的秘本《中国矿产全图》后，"急转借 摹绘。放大十二倍。付之写真钢版以供祖国。图中并附世界各国地质构造图二张，尤便于 学者之参考"。参见唐：《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中国矿产全图〉广告》。
鲁迅还为此书的出版亲撰广告，评价它"搜辑宏富。记载精细"，"实吾国矿学界空前之作"。③
鲁迅当时计划把这项编著《中国矿产志》的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力求详细、全面而精确。在第三版出书时又特地刊登了《〈中国矿产志〉征求资料广告》："……惟望披阅是书者，念吾国宝藏之将亡……凡有知某省某地之矿产所在者，或以报告，或以函牍，惠示仆等……则不第仆等之私幸，亦吾国之大幸也。"鲁迅具体开列出所需资料的详细要求："现用资本若干，现容矿夫若干，每日平均产额若干，销路之旺否，出路之便否"等等。参见唐：《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中国矿产志〉征求资料广告》。 这里，充分表现出一位地质科学工作者的严谨学风和在当时堪称世界一流的专业水平。 《中国地质略论》共分六章。第三章"地质之分布"以"康德拉普拉斯星云说"为 理论基础，系统介绍了至今公认的各个地质年代及其生物情况：在原始代(或太古代，Archean Era)的劳伦纪(Laurentian Period)和休伦纪(Huronian Period)基本上没有什么生物，但通常已有了金、银、铜、宝石等矿物质的存在。鲁迅据此推测我国"黄海沿岸地方，亦当如是"。② ③ ④鲁迅：《中国地质略论》。
科学的发展证明，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古生代，生物由简至繁，由水生过渡到陆生，由两栖动物到爬行动物，又逐渐进化到高等生物。鲁迅说这正是大自然"自著之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学说不过是"抄袭"大自然而已。这充分显示了他在当时具备明确的唯物史观，并初步掌握了实证科学的考察研究方法。②
他还指出：古生代的矿藏最为丰富，尤其是中国大陆的煤炭，"蔓延分布"到处都有，总储量远远超过欧洲，堪称世界第一。鲁迅生动地描述了中生代侏罗纪时期，恐龙奇形怪状，称霸于陆地，长牙齿的大鸟，在天空飞翔，认为"自有生物以来，未有若斯之瑰奇繁盛者"。 ③
而新生代的第三世(Tertiary Period)也产煤，"然以新成，故远逊于石炭世"。④
接着又以整个第四章详细考察了中国地质发展史。 当时，西方地质学和地理科学研究领域中，充斥着地理环境决定论、人地关系论和人 类地理学等唯心主义观点，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扩张提供理论根据，流毒甚广，对中国 的有关学科建设也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如1908年张相文编的一本《地文学教科书》中， "生物界"一篇就大力宣传崇洋媚外的"人种优劣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客观上为帝国主 义的侵略舆论张目。鲁迅则彻底摈弃了地质地理学中的唯心主义糟粕，明确指出： 地质学者，地球之进化史也；凡岩石之成因，地壳之构造，皆所深究。取以贡中国，则可知栾然尘球，无非经历劫变化以来，造成此相；虽涵无量宝藏，足以缮吾生，初无大神秘不可思议之物，存乎其间，以先配吾人之命运。鲁迅：《中国矿产志》。 这种唯物史观的地质学思想，在当时是弥足珍贵的，也决定了鲁迅的科学思想必然表 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他的地质学研究在《人之历史》篇中，与生物进化论、种 系发生学说结合在一起，详细地指出："以古生物学个体发生学及形态学证人类之系统，知 动物进化，与人类胎儿之发达同，凡脊椎动物之始为鱼类"，发生于地质学上的古生代志留 纪，后来发展为泥盆纪的肺鱼，石炭纪的两栖类，二迭纪的爬虫类，以及中生代的哺乳动物 ，到"近古代第三世，乃见半猿，次生真猿，猿有狭鼻族，由其族生犬猿，次生人猿，人 猿生猿人"，最后才发展成会说话的人。"此皆比较解剖个体发生及脊椎动物所明证者也"。 这样，就完成了从单细胞生物到人类的发展系统，可以图表来表示： 鲁迅借这张图表，把人类进化和文明发展的历史与地质演化和考古年代紧密地结合 起来，科学地勾勒出一幅种系发生学的形象脉络。所以，他为《人之历史》设定的副题是 "德国黑格尔氏(即海克尔笔者)种族发生学之一元研究诠解"。鲁迅在世纪初年的这些努力，为中国现代科技史研究，尤其是地质史、生物史等学科的建设，提供了相当扎实的文献基础和历史借鉴。
二鲁迅写于1907年的《人之历史》和《科学史教篇》，是我国最早的系统论述科学发展史的两篇具有科技史学科奠基意义的重要文献。今天读来，当然难免会感到有些地方需要修改订正，但只要联系世纪初年的中国社会现实，就会得到很大的历史启迪和思想教益。这也是鲁迅的早期科学研究和科学史著作的一个重要特点。(以下引文均出自上述二篇论文)
最初，鲁迅的科学思想及研究工作，还是和"医学救国"、"实业救?quot;、"工业救国"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拯救民族、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情怀正是鲁迅从事科学史研究的思想起点和力量源泉。1903年发表的《中国地质论》的结论中，提出了中国衰败、"救之奈何"的问题。鲁迅当时的答案是："结合大群起而兴业"，则会"工业繁兴，机械为用，文明之影，日印于脑，尘尘相续，遂孕良果"。鲁迅认为持续不断地发展工业、矿业，繁荣必有成效，也可以阻止并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野心，所以，在《科学史教篇》里，鲁迅赞颂"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时泰，则为人性之光；时危，则由其灵感，生整理者如加尔诺，生强者强于拿破仑之战将?quot;。他以1792年法国大革命时抵御普鲁士、奥地利等强敌的战争为例，突出了科学家卡诺、蒙日用科学"振作其国人"、"震怖其外敌"的伟大历史作用。为了解救国家危难，"尽其全力，竭其智能，是兵士不足，则补以发明，武具不足，则补以发明"，从粪土中提炼硝石造火药，终于使国家转危为安。鲁迅总结说："知有科学在，而后之战胜必矣"。举证这个例子，鲁迅也是想以科学来振作国人，促使中华民族早日卓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把科学兴衰与国家安危联系在一起看问题，是鲁迅早期科学研究与科学史论著中一贯 坚持的思想特色。在1903年发表的《中国地质略论》中，鲁迅讴歌祖国的"广漠美丽"和 悠久灿烂的历史文明；同时又深切地痛惜炎黄子孙的愚弱，"昏昧乏识，不知其家之田宅货 藏，凡得几何"，而怕开矿破坏"风水宅相"，所以不敢兴办矿业。鲁迅批判这是"至愚"地 "力杜富源"，甘堕地狱。帝国主义列强派出探险家深入我国内地大肆窃取我国的地理、地 质学资料，已是"垂涎成雨，造图列说，奔走相议"。由此，鲁迅敏锐地看到了中国存在着 像印度那样沦为英国殖民地的现实危险。他认为，这固然是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的专制"经 营养成"的，但也有"地质学不发?quot;的缘故。接着，鲁迅历数近代以来，西方人如德国 地理学家、旅行家李希霍芬(Ferdir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匈牙利伯爵式奚尼(B．Szechenyi)和洛川(L．Loczy)以及俄国地质、地理学家奥勃鲁契夫(Bπaπumup AφaHacbeBHy OσPyeB1863-1956)等人，对我国广阔区域进行侵略性的地质考察和科学资料窃取活动。鲁迅以"利忒何芬"(即李希霍芬)为例，说明他在我国东北部的地质探察，包含着帝国主义的侵略祸心："毋曰一文弱之地质家，而眼光足迹间，实涵有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利忒何芬"的《中国》一书及其考察报告里说，"意曰支那大陆，均蓄石炭，而山西尤盛。然矿业盛衰，首关输送，惟扼胶州，则足制山西之矿业，故分割支那，以先得胶州为第一?quot;。正是"利忒何芬"的出谋划策，导致1897年德国强租我国胶州湾并修筑了胶济铁路。鲁迅以犀利的目光，透过近代史上的重重迷障，洞察到地质勘探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利害关系，揭穿了所有帝国主义国家派遣"探险"、"考察"人员的罪恶本质，指出那些披着"科学"外衣的所谓"探险家"，实质上是帝国主义列强侵华的先遣别动队，如果放任他们在我国到处恣意妄为，势必导致丧失祖国的领土主权和丰富的矿藏资源，中国将会由"多矿产"、"无矿业"变而为"有矿业"、"无矿产"，成为帝国主义的资源奴仆。应该说，这是鲁迅早期科学研究中的一项伟大发现：既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又启发了反帝爱国的社会觉悟，形成了鲁迅地质学研究的显著时代特色。这也是值得我们子孙后代永远记取的宝贵历史遗产。 19世纪后期，西方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伪造历史，炮制了"中国文明西来说"，胡诌中国的文明来源于西亚。当这种谬论20世纪初年流行到日本后，当时不少中国学者(甚至包括章 太炎)都一度认为是一种新奇可赏的"学说"。而鲁迅则奋力批驳了这种谬论，在他的地质学论著中，不仅赞颂祖国是"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还肯定了中国历史上"凡诸科学，发达已?quot;：中国矿产，富有既如是。故帝轩辕氏。始乎铜于首山。善用地也。唐虞之世。爰铸金银铅铁。逮周而矿制成。厥后则战国以降采丹青。南北朝以降采矾石。唐以降采煤炭。及宋乃弥多。比明而益盛。业亦大矣。降及今兹。亦具矿制。 鲁迅还从矿物学的角度，具体分析了中国的炼铁术"与欧西数世纪前者。犹无甚异耳。 特铁质则纯良甚。经土法制炼后。不逊瑞典产。盖因矿悉褐铁及镜铁故也"。
总之，如果我们的鲁迅研究工作者能够更多地掌握一些科学尤其是医学、植物学、生理学、地质学、矿物学方面的知识，可能从鲁迅早期的科学研究与科学史著作中还能发现其他一些更为重要的东西，并充分地认识到鲁迅思想中的科学"精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鲁迅关于"国民性"的社会批评与历史研究中都发挥了重要的制导作用，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三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 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 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页注①。因为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他是自然的产物。人类的社会历史进程，也仍然离不开自然环境地球正是由于这种地理环境的差异，才决定了人类(东西方)文明在物质生产和生活方式、民族体质、社会结构、历史发展与文化心理上的种种不同。至今为止的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等等，都提供了大量的科学实证。所以，我们要从决定和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的自然地理环境出发，探讨鲁迅对于东西方文化比较和"国民性"问题的发掘、研究及其思想衍化，目的也是为了突破那种就文化谈文化，就思想谈思想的"精神循环"模式的思维定势，向决定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的客观自然基础地理环境深入迈进；而不是倒退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quot;地理环境决定论"。这只要联系马列主义的经典论述和鲁迅的地矿学著作，是不难具体说明的。
比起主张地理环境直接决定人的生理心理特征，从而决定了社会制度的孟德斯鸠来，富 有历史感的辩证法大师黑格尔着实前进了不少。他认为地理环境是人类历史的精神演进的 舞台，大致分为三种：一是拥有广阔草原的高原地区，主要生活着随季节变化而逐水草迁 徙的游牧民族。他们时常集聚在一起袭击平原地区，掠夺财富。二是大河流域的广大平原 地带，定居着农耕民族，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规律性和生活稳定性，造成了墨守成规、重 土安迁等传统习惯，大一统的帝国往往就是建立在这种农耕居民的精神惰性上。三是沿海 地区，这里的居民相对而言保守性少，文化程度较高，富于向未知领域挑战的创新精神，往 往形成推动世界历史前进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先进力量。当然，黑格尔这里描述的，还是在 当时的条件下他所能认知的历史现象，并以他的唯心主义的"历史精神"来概括古往今来， 明显地犯有形而上学和"欧洲中心论"的弊病。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才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地理环境与人类生产、生活及 社会发展的相互作用和依存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 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这些自 然基础"是什么呢?就是"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和"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人们所遇到的其他条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24页。 列宁、普列汉诺夫继承、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观点。在《哲学笔记》中，列宁 对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所作的批注中就明确指出："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 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 社会关系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地理环境是通过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 所产生的生产关系来影响人的，而生产力的发展的首要条件是这种地理环境的特性……" 列宁：《哲学笔记》，载《列宁全集》第38卷，第459页。
在中国，"五?quot;新文化的先驱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对地理环境影响、作用于中国传统社会、民族文化的问题，做过有益的探索。只是后来由于苏联哲学界的影响 主要是斯大林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观点绝对否定普列汉诺夫有关地理环境与生产力关系的 唯物辩证观点，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于不顾，把这个问题简单地归类、等 同于"地理环境决定论"而大加挞伐，从而使中国理论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少立足于 自己特殊的地质地理条件，通过东西方文明古国的自然环境比较，在人、地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来分析、总结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性质和特点。
众所周知，以欧亚大陆中心的帕米尔高原为中轴，东亚和西欧这基本对称的两大区域 内，纬度和气候上四季的温差及降水量都差不多；都有曲折、漫长的海岸线和可航运的河 流；土壤的肥力与矿藏资源也大致相似。但是，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西欧 发展进入了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而13世纪前文化科技领先于世界的东亚大陆上的中国， 却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上一再迟滞、落后，并成为帝国主义列强欺凌、侵吞的对象。
这又是因为什么呢?可以说，自上个世纪末戊戌变法至今以来的一代代力图拯救中华 民族的志士仁人面对这个巨大的历史悖论，都在不同程度上作出过各自不同的严肃思考。鲁 迅也不例外，尽管直到晚年他才真正从思想理论上把辩证唯物主义贯彻到底即从唯物史观出发，深入到经济基础和这一基础赖以产生形成、续存衍化的地理环境的客观规定性，来认识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及其国民性格的种种本质属性。在这以前，几乎是从他留日后期开始，他对"国民性"的长期关注、论析基本上还是侧重于思想和政治的层面上。鲁迅曾对中日历史、中日两国不同?quot;国民性"进行过认真比较和长期的思考、研究，于晚年才得出这样一个带有结论意味的观点：
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书信·致龙炳坼》(1936年3月4日)
鲁迅的这个临终前的结语，大大地超越了他以往从精神、意识层面直接考察"国民 性"的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而是立足于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并由此追溯到影响甚至决定 社会进程的地理环境、客观条件等等。我们知道，日本是亚洲唯一没有沦为殖民地、半殖 民地而通过自身改革向现代过渡并获得成功的国家。自14世纪初叶结束了镰仓幕府的统治，
日本很快迎来了自己民族的文化勃兴。到17世纪开始的江户幕府经过260多年的励精图治，给日本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稳定和繁荣，城市贸易发展迅速，人口倍增。东洋日本的现代化历程除了其他因素以外，与西洋英国大体对称、相近的海岛型地理环境及历史条件，也应该视为一个重要的原因。鲁迅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更深刻地辨析中日民族不同 的国民精神及其自然条件的客观属性。
现在，让我们回头再看鲁迅早年旅日期间撰写的地质学、矿物学以及科学史论文，就 不难发现：年轻的鲁迅以他当时历史条件下堪称一流的科学及科技史研究，为终生奋斗在 思想文化战线，奠定了坚实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理论基础。因此可以说，鲁迅在考察国民 性格，作为精神界之战士的征途上，所达到的高度、取得的成果，与他早年的科学研究密 不可分。面对拯救民族危亡这个时代命题，鲁迅交出了一份理论结合实际、关系祖国现代 化前途命运的出色答卷！在今天尤其值得我们认真地回顾并学习。
四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 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 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 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0页。
显然，在人类文明的初始阶段，以种植、狩猎、捕捞作为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手段，"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人类逐步向近、现代社会等"较高的发展阶段"迈进的时候，⒔煌ā⒁笨笥绕涫悄茉纯⒌鹊榷汲晌匾墓丶砸蛩兀蔷梅⒄沟拿觥Ｂ逞傅目蒲а芯考奥壑俏耸视κ澜缦"较高的发展阶段"进化，围绕矿产、煤炭这个现代社会的经济命脉，从祖国乃至全球的地质地理环境的构造与比较入手，立足于意识形态的客观条件和成因，进而揭示了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民精神中积淀的种种弊端。 《中国地质略论》首先感叹中国"无一幅自制之精密地质图(并地文土性等图)"，导致帝国主义列强"得而挞楚鱼肉之"。可是炎黄子孙兄弟同胞之间，"则争镏铢，较毫末，刀杖寻仇，以自相杀"，甚至"引盗入室"，出卖祖国的矿产资源。鲁迅认为其原因之一就是"地质学不发达"，所以他才"著为短篇，报告吾族"?quot;中国大陆里面之情状"。他指出中生代形成的广阔中原"即为历代枭雄逐鹿地，以造成我中国旧史"。"入新生代之初"，才逐渐形成了"大发育于中国"的黄土。凡此种种，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地质土壤条件决定了农耕文明作为经济基础，对人类社会活动的制约作用。接着，鲁迅又指出煤"与国家经济消长有密接之关系"，是足以"决盛衰生死之问题"。他列出图、表，详细考察了当时地质资料所显示的43处煤矿，和尚未探明的多得"不知几许"的巨大煤矿储量。然而，鲁迅深深惋惜同胞们"麻木罔觉"，不知道帝国主义列强侵华，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中国的宝贵矿产(如煤炭)资源。这样，他?quot;将来工业盛衰"，几乎都取决于占领中国的"得失"。于是，鲁迅在"结论"部分号召："吾侪固犹是中国之主人"，应当"结合大群起而兴业"，开矿山办实业，自力更生，以抵制外国侵略者的经济掠夺。鲁迅的这些主张，既抨击了帝国主义的贪婪野心，又针对中国社会现实，批判了愚昧落后的国民性格。他对煤炭等矿产资源的重视，作为一种科学远见已被现代社会历史发展所证实。
鲁迅的地质、矿产学研究，是往往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时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中国的地形结构和位置比较封闭。东南临大海，西北是沙漠、雪山和人迹罕至的西伯利亚荒原。针对这种三面山海环绕、较为远僻的地理位置，和保守内向型的民族文化心理，鲁迅 在《中国地质略论》中列举了种种令人痛心的"现象如是"以后，明确指出："虽弱水四环，锁户孤立，犹将汰于天行，以日退化，为猿鸟蜃藻，以至非生物。"这与他在《人之历史》中一再阐明的"种系发生学说"强调对客观环境的适应、协调是一致的。这种进化论思想发展到"五四"时期，便成为鲁迅批判封建文化的理论武器。由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封建王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自以为关起门来借助于地理隔绝的山海"天险"，可以永保太平，延续"上国天朝"的家天下美梦。1793年，清乾隆皇帝复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中，自?quot;德威远被，万国来王"，"无所不有"。因而断然拒绝了英方关于互通贸易、设立长驻使节等要求。1840年以后，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五四时期，
鲁迅也指出：由于历史的发展，时势转换，过去的"天险"已化解无存，"关门也不过一梦"。《热风·随感录四十八》，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6页。鲁迅正是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考查自然条件与社会历史的依存关系和相互影响的。 中国今天的领土面积经最新科学测量的数据是1045万平方公里参见1986年4月20日《信息日报》，经证实：我国领土面积不是960万平方公里，而应为1045万平方公里，其中陆地940万平方公里，岛屿75400平方公里，滩涂12700平方公里，内海693000平方公里，领海22万平方公里。。从体质人类学来看，大致以北纬30度为界，南方人和北方人在血清血型、遗传基因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说明中华民族至少存在着南北两大发源地。参见赵桐茂《中华民族的起源：四十个中国人群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型分布》。就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水平来看，自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到公元8世纪中期的唐"安史之乱"以前，是北方黄河流域高于长江以南地区。此后则相反。近代以来，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发达，而中、西部地区渐次滞后。从文化人类学来看，由于地域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差别，深深影响着各地人们的心态、性格与风俗人情，甚至同一种戏曲也会因此而发展形成明显的区域特色。如元、明时起源于江苏昆山的昆曲，流传于江浙一带称"南昆"，风格细腻抒情，婉转轻徐，俗称"水磨腔"。而流传到北方则发展成粗犷豪放、嘹亮高昂并注重武打?quot;北昆"。其他还有现代文化史上的"京派"与"海派"等等。鲁迅曾总结南、北方中国人的性格、气质与文化心理上的差异说："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正确的。"《花边文学·北人与南人》，载《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5～436页。鲁迅还从地域文化差异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保守性与连续性。他在"五四"时期就指出中国历史进化中存在着"两种很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中国小说史的变迁》，载《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1页。
发展到近代，"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这许多事物挤在一处，正如我辈约了燧人氏以前的古人，拼开饭店一般……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quot;。这正是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人口众多，加上交通闭塞、信息交流不发达等等客观原因直接造成的。在"五四"时期，鲁迅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地理环境作为一项重要的先决条件，影响甚至制约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特点。他指出："要想进步，要想太平，总得连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因为世界虽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种，是终竟寻不出位置的。 "《热风·随感录五十四》，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417页。
总之，从中国特定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出发，来探讨鲁迅对传统文化及国民性格的批判， 可以深入考察鲁迅早期地学著作的重要时代价值；也充分说明了鲁迅的科学、科技史研究与 他长期关心的国民性问题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密切联系。这既内在地表现了中国迈向现代 社会以来，"赛先生"作为理论基础和时代旗帜的精神制导力量，也生动地展示了鲁迅思想 及其不断发展、深化的个性魅力。到1930年，他则明确告诫我们："沙漠之逐步南徙，营 养之已难支持，都是中国人极重要，极切身的问题，倘不解决，所得的将是一个灭亡的结局 ，可以解中国古史难以探索的原因，可以破中国人最能耐苦的谬说，还不过是副次的收获罢 了。"
《二心集·〈进化和退化〉小引》，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页。
五
在历史悠久的文化传播和教育体制中，无论是西方柏拉图的学园、亚历山大博物院，还是中国唐代的国子监和宋明时期诸书院，科学都基本上被排斥在外，虽然古希腊罗马也曾有过科学的短暂辉煌，但在 17、18世纪以前，科学基本上是作为"神学的婢女"或"古典文科的工具"而存在；面对根深蒂固、权尊势重的人文经典，稚根嫩叶的科学显得软弱无力。直到哥白尼、伽利略、波义耳和牛顿的历史贡献，促成近代科学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尤其是那些对天主教心怀不满的新教徒们，以科学的实用功利价值为武器，标举起"知识就是力量"、"科学就是财富"的口号，才从根本上有力地冲击、动摇了古典文科的世袭地位和统治 基础。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斗争，科学终于在文化传播尤其是学校教育中取得了勿庸置疑的胜 利。然而，由于科学强调突出自身在物质领域里的实用性和功利性，疏忽乃至放弃了本不亚 于人文学科的理性价值等文化功能，致使科学传播及其教育体制具有公开的非人文导向和功 利主义、实用主义的性质。在"西学东渐"传到中国的时候，也正是这一部分"实用"的内 容，才最容易被国人所认可而接受。如数学家杜知耕依照《几何原本》"删补"成的教科书 《几何论约》，剔除的恰恰是欧几里德体系的精髓公理学思想，而只保留下一些零散、实用的几何命题。至于洋务派们倡言什么"中体西用"，更是以现实功利的"筛子"把科学价值整体潜涵于精神领域的宝贵财富彻底遗漏并流失了。
这样，到鲁迅所面临的那个时代，科学的对象与价值，应该首先定位于物，还是定位于人?这只要联系20世纪以来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枯竭、气候反常等等"全球性灾害"，就不难理解，这实质上是一个关系到全人类和整个地球生死存亡的 重大"现代性"问题！鲁迅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通过他的科学研究和科技史著述，表明了 他的现代科学人文化的原则立场和遵循唯物辩证法建设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的可贵努力。 在《说钼》里，他始终从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影响和作用来把握二者不断变化、发展的辩证关 系。开篇就指出"X"射线的确证，将导致"思想宏大革命之风潮"的"日益磅礴"。
研究新的物质元素，又会在思想解放的基础上，取得新的收获("相率覃思，冀获新质。 乃果也驰运涅伏，必获报酬")。鲁迅正是从科学研究与思想超越的连续性及其发展中，来 理解"镭"这一科学发现的价值意义和社会文化功能的。他指出：从对X射线的研究开始 而发现了镭射线；又由镭射线的研究，产生了电子说。于是人类关于物质结构的概念，受 到极大震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认为这是集中了人类的智慧，"吐故纳新"的结果。
《科学史教篇》更是处处结合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命运、特征等等精神价值方 面，来阐述科学进步的历史过程及其人文景观。首先，鲁迅认为详细考察"科学历来之绳 迹"，必须重视其中人类"勤劬艰苦"的种种"教训"；前人"研索天然，不肯止于肤廓" 的科学追求，与近世学者相比也分不出什么优劣("方诸近世，直无优劣可言")。他讲到中 国的"维新"人士，仅仅偏"重有形应用科学"尤其是应用技术，并且还妄作粉?quot;涂泽" 。鲁迅语重心长地说，假设只被那些最明显的实利所迷惑，模仿其肤浅的技术，就必然会事 与愿违，"反本心而获恶果"。因为这样的民族能够久存的，"盖于文明政事二史皆未 之见也"。在《文化偏至论》里，鲁迅还针对"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结果"物欲来 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等"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联系"中国在昔，本尚物质而 疾天才"的文化传统，指出"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掊物质而张灵明"等等，鲁迅：《文化偏至论》，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页，第57页，第46页。也都是强调人类精神因素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
鲁迅认为科学事业不仅仅是知识本身所决定的。他明确指出那种所谓科学工作应当与 道德力量分开的说法是不对的，假使真的脱离了道德力量单凭知识搞科学，其成就和结果 就"特可悯者耳"。鲁迅认为"科学发见"，常常受到"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古今知名之 士，概如是矣"。并且由此才产生了近代的种种实际利益，"所谓十九世纪之物质文明"，"无不蒙科学之泽"。正是由于科学的发展如"洪波浩然"，才促使人们"精神亦以振，国民风气，因而一新"。鲁迅赞美科学家"仅以知真理为惟一之仪?quot;，"因举其身心时力，日探自然之大法而已"，"岂在实利哉"?在这里，鲁迅以人文理性来把握对科技进步的价值判断，与唯科学主义彻底划清了界线，堪称科技研究人文化的典范。无论在世纪初还是在今天读来，都具有以科学文化涵盖真善美领域的理论导向作用。因为科学通过真理性的知识体系及其认识方法而体现出"真"。又通过对真的追求及其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合目的性"，与科学家的道德、意志等因素在实践中相作用而表现出"善"。科学成果的形式及科学活动中动力机制引发人们的情感效应而表现出"美"，这又返过来进一步拓展了品德和情感的认知范围和体验程度，并深化品德、情感的价值内容。因此，科学凝聚着真、善、美，它是真、善、美的统一。作为一种文化，科学具有全面的智育、德育、美育等社会意义和人文价值，它是更新、改造、纯洁并优化人的心灵的精神乳汁。
从这个角度衡量鲁迅从事科学与科技史研究的努力，可以说也是一种思想革命式的"盗天火，煮己肉"。鲁迅"盗"的是西方科学知识、方法和科学精神的"天火"，发展到五 四时期，又与张扬"赛先生"的时代氛围融于一体，凝聚成一面"镜子"，清楚地凸现出 国民性格的种种病态，并给予科学的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从而为炎黄子孙迈向现代化时代 所必需的科学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开辟了广阔前途。这是他早期思想中的重要成果之一。鲁迅反对那?quot;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革革……"式的思想模式，而把科学文化纳入到中国社会改造的历史建构中去，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时代重任，并为之奋斗终生。就这个意义来说，对于鲁迅的科学知识结构与早期科技史研究以及著述的估价，还应该予以充分的重视，尤其是鲁迅一直坚持从人而不是从物出发，来学习科学，研究科学，宣传科学。鲁迅在这方面的宝贵精神遗产，更有待于我们深入地发掘，以认识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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