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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足够了!(上) | |||||
作者:网络 论文来源:网络 点击数:260 更新时间:2007/3/21 | |||||
几大主要世界经济机构,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它们的所作所为已经遭到许多研究者的批评。其中许多研究无论在资料的精确性还是在分析的正确性上都十分出色,以致使人感到几乎不需要再补充什么了。然而,引人注目的是,直到 1980 年左右绝大多数的批评仍然是比较中庸的。当然,批评家们指出,这些机构追求的政策是资本扩张逻辑的一个部份,为跨国公司的利益服务,不关心环境(此问题才刚刚开始得到估量),不加怀疑地认为“发展”有其“财富从上向下流淌使下层受益”的效应而会减少“局部小块的贫困”。然而,另一方面,开放和全球化进程都被当作是好事,从而,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来解决本国的收支平衡困难,使主要货币可兑换,逐步降低关税等等,也被当成了好事。有人还注意到,这些国际机构尊重各国的选择,即使它们让公共部门担当主要经济角色,严格限制外国资本,甚至在某些情形下,选择“社会主义”并将它们的国内价格和工资与世界资本主义的逻辑脱钩,系统地重新分配国民收入。 我相信重申一下资本主义的逻辑总是有用的,尽管这有重复尽人皆知的事情的嫌疑。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发展的体系”,例如,和“社会主义原则”相对等的发展体系。我想,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实质,即资本的扩张,和“发展”这一概念的做出区分是必要的。作为社会现实的研究对象,资本主义现象必须在两个层次上来考虑,即它的本质(抽象)趋势和它的历史(具象)现实。而发展的概念则相反,它向来就是意识形态的。它使人可以按照预先设定的标准去“判断”结果--和定义一个社会工程的标准一样。这样的工程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是激进的,它推出种种不同的概念,如自由、平等、人类解放、效率,等等。 这两个概念即现实(资本扩张)和理想(向预先设定的方向发展)的结合(或混淆),是造成许多对现行政策批评的盲点的原因。我们所面对的制度系统地把这两个概念混淆起来,他们提出帮助资本扩张的办法,然后把其后果,或者按照他们的设想的可能后果当作发展。 然而资本主义扩张的逻辑并不意味着其结果就可以被当做发展。例如,它并不意味着充份就业,或一个预先设定的收入分配平等程度。扩张是以公司追逐利润为导向的(或更准确地是被控制公司的资产阶级所导向,私人财产赋予了他们这种垄断权,以达到此控制目的)。这一逻辑在某种条件下可能带来就业扩张,也可能造成就业萎缩;它可能减少收入不平等,也可能加剧不平等。 这里,“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这两个概念的混淆削弱了对现行政策的批评。“市场”本来指的是竞争的状态,而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内容恰恰是由私人财产垄断权(财产属于一部份人而其他人一无所有)对竞争的限制来定义的。“市场”和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瓦尔拉斯一直捍卫市场的“优越性”,但他并未混淆两者,而我们的新自由主义学者则每天都在不自觉地延续这个错误的混淆。甚至瓦尔拉斯都抓住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市场经济的非最优版本,而市场经济的真正规则要求放弃私人财产制度。因此,他设想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是恩格斯在描述第二国际的计划时提出来的,后来被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新西比尔斯克学派“改革家”所采用。这个计划的乌托邦性质--其缺点已经由后来被称为“市场社会主义”的苏联改革的失败所确证--只是提醒我们注意马克思对“经济主义”的批评。 事实上,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并不作为这样一个竞争系统在运行,那里私有制的受益者之间互相竞争,并和其它人竞争。为便于运行,资本主义需要有一个代表资本整体的一个集体权威的干预。因此,国家是不能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分离出来的。资本的政策,从而国家作为资本的代表,有其自身(具体的)的逻辑阶段。这些逻辑形式解释了为什么资本的扩张在某一时段带来就业扩大而在另一时段则带来就业萎缩。这种逻辑形式并不是抽象的“市场法则”的表达,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资本获利的需要。过去二十五年来失业的增长并不是由“市场”产生的,而是资本的战略造成的。失业是资本家的国家所需要的,用以作必要的手段来摧毁工人运动的成就。这种主张既应用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也被用于东方重新征服了的国家。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那些有权人的话,好象他们同情失业似的。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的“贫穷”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是什么产生于特定环境或“错误”政策造成的“负面效应”,而是制度的逻辑产物,世界两极化的逻辑是内在于制度自身的。因此,这些“效应”是永久的,即使这些效应在某些阶段减少而另一些阶段增加。 在我们所关注的时期(二战后从 1945 年到 1994 年 ) ,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一方面逐渐侵蚀了在以往的历史时期中(从重商主义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生产的民族国家框架,另一方面又适应了外围国家进展中的工业化--在此之前,外围国家还一直被严格地排除在工业生产领域以外。 这样,资本主义的扩张既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这些变化,又使自身适应了它们。因而我认为,那些首先由各国、其后由国际机构执行的政策,应该在这一既互补又矛盾的两面性条件的关照下加以考察。我所能预料的结论是,“道义”判断或那些与此密切相关的词汇如“成功”或“失败”等,应该从这一逻辑的角度加以修订,而不是基于从所谓“发展”的角度所取得的结果。 如果我们想严肃地讨论可供选择方案的可取性,就有必要超出上述批评的范围。我们必须弄清楚是否有可能纠正上述指出的缺点,从而采取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转变为真正的世界中央银行的方案,这个银行将不但能促进调整,而且作为增长和发展的总战略的一部份,促进全面的调整,这种增长和发展将包含显着的效果(如增加就业,减少贫困等等),也将充份考虑环境,减少全球的不平等程度,以及开放性。对此,我是怀疑的,由于以下原因: (1) 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增长和停滞的连续交替并不是由一个“好的”或“坏的”金融制度造成的。我坚持认为(和巴兰、斯威齐意见相一致),资本主义因其本性趋向于产生相对生产过剩,而这种与生产过剩相联系的停滞趋势在增长阶段得到克服是由于每个时期的特殊原因。就战后阶段而言,这种环境就是我分为三个部份的体系,包括:国家“福特主义”;欧洲重建和发展主义;民族解放,苏联制度,和“脱钩”;并加上这一时期巨大的军事开支。产生于上述条件的强劲的全面增长使金融制度运转平稳,无论它多么怪异。 (2) 在这些条件下,汇率稳定性并不是由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高明所造成的,而是首先由美国的经济实力所造成。这种经济实力从“美元饥渴症”中显露出来,并为美元可兑换黄金所增强,也为在欧洲的资本流动的行政控制所加强,这种控制一直持续到欧洲重建完成、能够重新开放为止。这一过程的继续进行,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因此它出现了“相对衰落”),而世界体系则从美元短缺转向了美元过剩。同时,在六十年代后期(直到 1973 年的第一次石油冲击之前 ) ,随着战后繁荣的基础的消蚀,危机开始了,这导致了生产性投资机会的崩溃。美国的财政赤字(使市场上可获得的美元过量)和生产性投资危机一起造成了大量游资没有出路。于是, 1973 年选择了浮动汇率制度就变得十分合理了:它允许这笔巨额游资在金融投机上寻找出路。今天,世界贸易额为 2 万亿美元左右,而国际资本运动额估计达 50 万亿美元!没有金融放开和浮动汇率制度,这笔游资所代表的致命份量会恶化危机。因此,今天,体系的逻辑要求把注意力集中在“管理”危机而不是结束危机上,因为结束危机是体系自身无能为力的。 (3) 单方面调整政策强加于最弱小的夥伴身上(第三世界和东方集团),这符合管理危机的要求。这些政策并不是由于追随荒谬思想所造成的“错误”或失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阻止七十年代的过量借款,因为债务的增加对管理危机和危机所产生的过量闲资是十分有用的手段。现在正在执行着的调整政策的逻辑需要资本的自由流动成为主要潮流,即使这将引起需求的收缩--因为工资和社会福利支出减少、价格放开、取消补贴、货币贬值等,并造成发展的倒退。这些机构实际上是把管理危机放在其他一切考虑之上,而它们作官样文章的声明,它们对“穷人”的困境所掉的眼泪,它们主张“刺激供应”的信誓旦旦的言词,只不过是花言巧语,没有理由相信它们是真诚的或有信用的。 (4) 高利率不是什么“错误”。这是保证游资获得可接受的回报率的最有效的方法,因为游资需要针对在一个已建立起来的灵活系统中的交易风险有足够的担保。所有这些组成了一套内在一致的管理危机的政策。 (5) 因此,正如我已经表明的,我并不认为应被遣责的对象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雷顿森林机构是为战后繁荣所设计,并支持了战后繁荣,这个繁荣的基础是前面提到的互为补充的三部份组成的体系。当这一体系进入危机时,布雷顿森林机构就瓦解了。迄今为止,处理这种局势的策略(浮动汇率、高利率、资本自由流动)提供了对危机的有效管理(从资本的角度来看)。同时,通过维持美元的国际地位--因为没有替代物,通过允许美国从它的夥伴那里强制借款来弥补赤字,使美国买到了它的霸权地位的新的生命延续。这种选择远不是非理性的;通过维持(代价高昂的)美国军事霸主地位,它很好地关照了美国的利益。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和英国失去其经济优势地位时所发生的事情有惊人的相似。英格兰在 1880 年前后不再具有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业生产能力,但英镑的地位却在衰落过程中一直维持着,直至 1931 年。这使我们有可能去理解由沃特·罗素·米德所提出的强有力的、精确的类比,即当前以还债为第一要务的体系之运作,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在凡尔赛和会上的态度。我相信这个类比可以延伸得更远,其含义远不止于对待国际债务的态度。 (6) 对东方国家的干预是受政治逻辑指导的。所用方法的残酷性是有清楚的政治目标的:拆毁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生产结构,把它们作为附属的外围国家--而不是平等的夥伴--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去,摧毁工人阶级的士气,加强新的买办资产阶级。其目标还在于拆毁这些国家本身--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斩断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这就是为什么当马歇尔计划支持了建立欧共体的最初步骤,也迫使东欧国家之间进行合作,西方政策的目标在于加速解散前经互会( CMEA, 更被人熟知为 Comecon ,这是中央情报局给它起的浑名),即使这会使这一地区经济的转型更加困难。 在上述思考基础上,我认为“改革家”们的关键建议--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变成世界中央银行--是不现实的。这一建议当然是合乎逻辑的。全球化侵蚀了国家的权力,自然需要有对经济、金融和货币制度的全球化管理。但从对全球化事实的认识中,以这种方式作出的推论,理由是不充足的。没有任何经济可以离开政治、或离开国家。因此,经济全球化逻辑上要求一个能响应这一挑战的世界政治体系的建立,一个能在世界水平上管理社会调解的权力系统,就如同民族国家在他们自己的水平上进行管理一样。然而,这一领域的发展还不够成熟,即便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或欧共体的欧洲内部也不成熟,在更大的范围内就更谈不上了。所以客观上不可能有一个全球通用货币,因而也就不会有一个世界中央银行。统一的货币和银行意味着政治问题已经解决了,而现在并不是这种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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